颂然一没听见桌椅挪动声，二没听见走路声，只听到近处的纸页翻动声，自然觉得疑惑，就问：“我是哪一年得的？”
那边失去耐心，直接发了火：“你这小孩怎么回事？说你得过就得过，我只查一次，爱信不信！”
接着，电话被挂断了。
颂然放下手机，望着漆黑一片的屏幕，嘲讽地摇头笑了笑——七年过去了，福利院还是老样子，一成不变，隔着电话也让人感到寒意。
很早之前，颂然记忆中的福利院大门口就挂着一条褪色的横幅，写着诸如“属于孩子们共同的幸福大家庭”这样的标语。大人们总爱说，这儿就是你们的家，你们互为兄弟姐妹，老师是爸爸和妈妈，生活多么幸福。逢年过节，电视台和报社惯例过来采访，只要能引导孩子们面对镜头，说出一句“福利院是我的家”，任务就算圆满完成了。
认自己的病史。
T市是一个内陆省份的四五线小城市，儿童福利院占地小，楼房矮，设施差，聘用的员工素质参差不齐。档案室的大叔一大早迟到了五十分钟，泡好一缸粗叶茶，摊开油印杂志，撕下一页广告纸卷着烙饼吃，很快沉浸在了高官与二,nai的艳情故事里，以至于被不识相的电话铃打断时，他极其不悦地“啧”了一声。
颂然客气地阐明了意图，大叔嚼了两口烙饼，操着浓重的乡音敷衍他：“得过，得过，我们这里的小孩，哪个没得过嘞。”
说着就想把电话挂了。
“等等！能……能请您帮我单独查一查吗？”颂然赶紧请求，“以前江老师说过，我们的病历也会有留档的，应该就在档案室里。”
可每一个孩子都清楚，福利院不是真正的家。
“家”这个概念太纤细，也太易碎，它像一件捧在珍珠绒上的玻璃雕塑，小小的撞击也会令它粉身碎骨。有时候，当孩子们快要相信了，一番怜悯过度、接近羞辱的言辞，一个明里关
大叔的脸色立刻不好看了。
他重重搁下烙饼，把印有女星半身像的杂志往旁边一推，翻开登记表，非常不耐烦地问：“姓名，年龄，入院年份。”
“颂然，歌颂的颂，当然的然，23岁，2001年2月份入院的。”
大叔潦草记下信息，随手把笔一扔：“我现在就去查。”
他嘴上这么说，实际的动作却是翻开杂志，找到刚才那篇《高官与二,nai，一口血色的玫瑰陷阱》继续读了下去。五分钟以后，他读完这个狗血俗套的故事，张口骂了句娘，才想起颂然还被晾在电话那头，于是抄起听筒，信口雌黄：“查完了，你得过水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