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高宗武作为外交官,再次自作主张。他在向日本传话之时,不断强调中国有个以汪兆铭为中心“和平派”,并首先提出个中日和谈思路,即:拥戴汪兆铭,使之成为中日和谈媒介。
可以说,汪兆铭能够实质性投敌做汉*,高宗武乃是真正罪魁祸首。
为什说香港《大公报》传来惊天消息呢?
陶希圣和高宗武居然良心发现,他们从上海潜逃到香港,向《大公报》揭露汪兆铭所有卖国行径,甚至把汪兆铭签署卖国条约副本都偷出来。
陶希圣、高宗武二人不断拥汪促和,出发点无非有两个:
香港《大公报》传回来消息,正是历史上有名“高陶事件”。
当初跟随汪兆铭起叛国汉*不少,其中就有陶希圣和高宗武。
陶希圣们前文提到过,还串联帮“主和派”文人,跟周佛海等人起撰文抹黑周赫煊。
而高宗武就更不得,他是汪兆铭投敌事件当中,除陈璧君之外出力最多混蛋。汪兆铭本来都没跟日本人接触,就是这个高宗武从中牵线搭桥,而且是高宗武主动找上门联络日本人。
汪兆铭在投敌之初,通电揭露常凯申表面抗战、暗中媾和,其实说就是高宗武做出堆烂事。
第,“救国救民”。这里救国救民必须打引号,他们深知和谈就得出卖国家利益,但更认为中国战必败,只有和谈才能苟安。
第二,政治野心。既然中国靠和谈才能苟安,那干脆由他们出面进行和谈。这样即可以保住国家,又能捞取政治资本,更能以民族功臣形象节节高升。
但是,汪兆铭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常凯申派高宗武去香港搞情报工作。
高宗武本事真大,擅自联络到近卫文磨私人驻华代表松本重治,以及日本参谋本部特高课课长影佐祯昭。他将影佐祯昭亲笔信交给常凯申,又把常凯申“和谈条件”带去回复日本人。
但常凯申是否答应和谈直存疑,就连跟高宗武接触日本人西义显都不相信,认为那些和谈条件不像是常凯申亲口所说,更像高宗武模仿老蒋语气而自己做出回应。
这次“和谈”虽然失败,但很快迎来新转机:日本内阁改组,不主张扩大事态宇垣成出任外相。
常凯申把高宗武从香港招回来,让他负责传话:“中央军尚有百万军火,即不再输入尚足两年之用,即使日本攻下武汉,国府内部亦绝不会起变化。”这说明老蒋也想进行和谈,但他意图是逼迫日本主动求和,以争取对中国更有利和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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