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马史时，他蓄了一脸的胡子，已经很久没有接活儿了。
我第一次和他握手时，他眼泡浮肿，脸皱得像奶疙瘩一样，身上有一股浓郁的陈年酒糟味儿。他上下调整着胳膊的角度，晃了半天才捉住我的手。
脸凑过来，吐气如兰，他问：您是……哪行发财的？
我说我我我
甲方们耐人寻味地彼此看看，几个哈哈一打，合同也就不签了。
偶尔也有签成的合同，干完一单得罪一票人。
他太较真，拍个商业微电影都拿出冲击戛纳的劲头，不计工期不计成本，搞得制片主任人前人后地骂：×，拍个空镜还非要去一趟慕士塔格，以为自己是王家卫还是张艺谋，犯得着吗？
演员也叫苦不迭：动不动就NG（NoGood的缩写，不好），咋这么难伺候啊！
最后甲方也毛了：马导，这里不是北京，要求没那么高，咱们拍的是商品，不是艺术品，你意思意思就行，片子能拍出来就行……
（六）
回了新疆的马史，成了个无家可归的孩子。
马史导演的父亲没有打他，老了，打不动了。大门紧闭，马史见不到他。
送给父亲的那双意大利手工皮鞋搁在门边，一段时间后再去看，落了一层的灰。
作家杨奋陪他一起敲门，依旧是敲不开。
他嘴上嗯嗯啊啊地答应，但人一坐在监视器前就魔怔，不精雕细琢不罢休。他是真喜欢拍片子，并把其认知为享受生命的美妙方式。但他那时并未意识到：在这个时代的中国，对于很多人而言，理想主义的认真，往往是一种低能的错。
对立于理想主义的是实用主义。
在实用主义者掌握资源配置权的社会里，口碑二字极重要，不遵循世俗成功法则的人不会有好口碑，一旦被定位成理想主义的怪胎，紧接着就会沦为笑柄，继而被孤立，继而沉沦水底。
总之，在乌鲁木齐不大点儿的影视圈，马史当时的口碑是：一个勺子（新疆方言，傻瓜）。
能力再强功力再高，也是个勺子。
那应该是马史一生中最抑郁的低谷期，像一碗坨掉的拉条子，又蔫又凉。
家门不得而入，事业完全没影，从一个京城崭露头角的新锐导演坯子，沦落为连不孕不育电视广告都接不到的失败者。
被人说中了，资源少机会少，处处碰壁，一头的包。
也不仅仅是资源少，很多时候甲方和他第一轮接触后，都会诧异：按照资料提供的资历履历，这不是在北京混得好好的吗，咋回新疆了呢？是不是别有隐情？
马史试着解释：我只是想在喜欢的地方，做喜欢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