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回到荷叶塘,关起门来,遍又遍,反反复复地读着丑道人所送《道德经》。果然如道人所言,此时重读它,似觉字字在心,句句入理,与过去所读时竟大不相同。
曾国藩早在雁门师手里就读过《道德经》。这部仅只五千言道家经典,他从小便能够倒背如流。进翰林院后,在镜海师指点下,他再次下功夫钻研过它。这是部处处充满着哲理智慧著作,它曾给予曾国藩以极大教益。类似于“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成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等格言,他笃信之,谨奉之,而对于该书退让、柔弱、不敢为天下先主旨,仕途顺遂红翰林则不能接受。那时曾国藩心意信仰孔孟学说,要以儒家思想来入世拯世。对自身修养,他遵奉是“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对社会,他遵奉是“以天下为己任”。也正是靠这种持身谨严,奋发向上,关心国事,留意民情,使得他赢得君王和同僚信赖,在官场上春风得意,扶摇直上。咸丰二年间,正处于顺利向上攀援礼部侍郎,坚决地相信“治乱世须用重典”古训以及从严治军必要性,遂由孔孟儒家弟子变而转为申韩法家之徒。他认为自己奉皇上之命办团练,名正言顺,只要己身端正,就可以正压邪,什事都能办得好。谁知大谬不然!这位金马门里才子、六部堂官中干吏,在严酷现实中处处碰壁,事事不顺。
这年多来,他曾无数次痛苦地回想过出山五年间往事。他始终不能明白:为什自己身正气,两袖清风,却不能见容于湘赣官场?为什对皇上忠心耿耿,却招来元老重臣忌恨,甚至连皇上本人也不能完全放心?为什处处遵循国法、事事秉公办理,实际上却常常行不通?他心里充满着委屈,心情郁结不解,日积月累,终于酿成大病。
这年里,他又从头至尾读《左传》《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希望从这些史学名著中窥测前人处世行事诀窍,从中获取借鉴。但这些前史并没有给予他解开郁结钥匙,反而使他更痛苦不堪:前人循法度而动成就辉煌,偏偏曾国藩就不能成功!
他也想到老庄,甚至还想到禅学空门。但是他,个以捍卫孔孟名教为职志朝廷重臣,个以平叛中兴为目标三军统帅,能从老庄消极遁世学说中求得解脱吗?不,这对他来说,是绝对不可能。
这些日子,在实实在在民事军旅中亲身体验许多次成功与失败帮办团练大臣,通过细细地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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