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总督以来,就十分重视对京官联络。每年入夏冰敬,入冬炭敬,比哪省督抚都要丰盛,而且送面广,上上下下都满意,遇到端阳、中秋、重阳、年关这些佳节,他则有选择地分送各部要津。朝廷派下大小钦差来到武昌,他礼数最周,招待最好。官文哪来这多钱?还不是两湖民脂民膏!所以尽管民怨沸腾,官文位子却是铁打,湖督席,坐便是十三年。曾国荃拼死拼活打下金陵,只挣个伯爵,他在武昌悠闲自在,也得个果威伯美名。这便是官文本事!
朝廷各部对曾国荃到武昌,便参劾总督行为普遍不满,尤以军机处为甚,因为奏折中有“军机处故意与鄂抚为难,凡有寄谕,从不径寄,而由督署转递”字样,触到军机处痛处。军机大臣胡家玉面禀太后,说曾国荃将军事失利责任推给官文,居心不良,所奏情事多有不合,宜驳回。慈禧太后命兵部派员到武昌密查核实。
济宁州里,曾国藩接到曾纪泽禀帖,将奏疏仔仔细细地读遍。老九使气任性,办事孟浪,使他深为痛心。他顿足叹息,预感此事将招致严重后果。必须给老九明确地指出:不能走得太远!他提笔作函:
官秀峰事业已奏出,但望内召不甚着迹,替换者不甚掣肘,即为至幸。弟谓命运作主,余素所深信;谓自强者每胜筹,则余不甚深信。凡国之强,必须多得贤臣工;家之强,必须多出贤子弟;身之强,当效曾、孟修身之法与孔子告仲由之强,可久可常。此外斗智斗力之强,则有强而大兴,亦有因强而大败。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刚不可。
又给纪泽写封信,严责儿子不但不去劝止九叔,反而拟此言辞尖刻奏蔬,为之推波助澜,太不懂事。
刚好这时李鸿章来徐州视察军务,曾国藩打发赵烈文到徐州去跟李鸿章商量。李鸿章听,也觉得老九莽撞。他沉思良久,对赵烈文说:“现在只有个办法,由恩师出面打圆场,密保官秀峰,并以兄长身分批评九帅作事草率,尽量把事情化小。不知恩师意下如何。”
赵烈文回济宁后,向曾国藩转述李鸿章主意,并认为这是个可行办法。曾国藩从心里来说并不愿意这样抑荃扬官,但考虑到老九非官文对手,倘若官司打败,调离湖北,新湘军便不再存在,全盘计划将会打乱。为河防之策顺利执行,从剿捻大局出发,只得出此下策。几天后,封密保官文奏折由济宁州发出。
接到大哥信后,曾国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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