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坚持定见，更恨崇厚事事图悦洋人，将他推到国人唾骂，皆曰可杀
悲惨境地。奏疏已经拜发，犹如泼水不可复收，他每天夜里默默地向神灵祷告，求太后、皇上能宽容这几个可怜地方官，莫让自己过错造成事实，使良心稍得安宁。
谁料几天后上谕下达，速将天津地方官押来刑部归案，重申杀十五人不足以平洋人之怨，务必严加审讯在押犯人，不可宽贷，但又对“订定人数，如数执行”提法予以驳斥：“衡情定罪，惟当以供证为凭，期无枉纵，岂能预为悬拟，强行就案？”
曾国藩有苦说不出，真到
上下指责、左右为难、千夫所指、百口莫辩地步。眩晕病又复发，左目愈加昏花，大白天眼前人和物都如同在雾里。他自知不久人世，也愿速死，致书给儿子，叫他们将棺材早日做好，以免临时措手不及。
丁启睿、马绳武、萧世本、赵烈文、吴汝纶、薛福成等人整日守在床边，服侍劝慰。曾国藩身心已完全憔悴，不能多说话，只是反反复复地重复着八个字：“外惭清议，内疚神明！”
时至今日，别办法已没有，唯
可行，是用银子来弥补，但曾国藩又犯难。他贯于财产看得很淡，也不打算给儿女留大笔钱。祖父星冈公有句话，他信奉辈子：“命里有饭吃，再无钱财也不得挨饿；命里挨饿，先人留下钱财再多也没有饭吃。”多年来，他在养廉费里只存得二万两银子，以作养老用。可以从中拿部分出来，但不能全拿，总得留些。他将必须开支部分作仔细考虑后，决定拿出七千两。三人分，每人只得到二千多，少。实在无法可想时，他把此意透露给赵烈文。赵烈文听，立即慷慨表示：“大人此举，惊人世而泣鬼神，古今中外无先例。烈文受大人栽培多年，粗知大义，岂不受感动？督署幕僚，虽不能说人人都持烈文之想，但亦十占八九，
明日快马回保定，三日后来津复命。”
三天后赵烈文带回万三千两银票，全是直隶总督衙门幕僚们凑，没有惊动个地方*员。曾国藩很是感激。赵烈文劝曾国藩自己不必再拿钱。他如何肯依！这样，连同他七千，共有二万两银子。周道、张守、刘令每人各五千两，剩下五千两，他反复思考后，决定给徐汉龙、刘矮子、冯瘸子每人五百两，红柳村七个人每人百两，田老二等五人每人也发六十两。
这种事，不要说以往，就是几天前曾国藩都不会做。伤人者赔钱；杀人者抵命，这是自古以来最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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