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杀马新贻一案办得完美无缺，朝廷甚是满意，上谕嘉奖：曾国藩、魁玉、郑敦谨、张之万、梅启照等人都交部优叙。郑敦谨打马回朝，江宁藩库又拿出二千两银子来作为程仪奏送，马家也来道乏，众人都很高兴，唯独曾国藩心里总觉不踏实。
曾国藩不再多过问两江庶务，不仅是因为他身体实在太衰弱，力不从心，更主要的是教案给的他刺激太深了，他心里非常清楚，津案以赔款杀同胞为结局，名义上是他的委曲求全，是他的拼却声名，以顾大局，其实是朝廷，是整个中国的委曲求全，是为了求得暂时的安宁而不惜丢掉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汉唐强国大邦的形象已在世界各国面前荡然无存了。之所以弄到这般地步，就是因为国势颓弱。中国在与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能做到不受委屈，平等相处，不只是靠道理的充足，关键在于国力的强盛。要徐图自强！曾国藩立誓以自己的余生致力于早在十年前便已开创的“师夷智以制夷”的事业。这既是中国走上强盛的必经之路，同时，他也要以自己的实在有效的行动，在国人面前证明他不是卖国者，而是目光远大、脚踏实地为国为民的实干家，使那些自诩爱国，其实不负责任，未有任何实际作为的清议派羞愧！
这些年来，除曾国藩外，朝廷大臣如奕、文祥，地方上的督抚如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丁日昌等人，都对“师夷制夷”之事感兴趣，相继办起了上海炸弹三局、苏州机器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兰州机器局等军用工厂，费饷浩大，成效均不甚显著，引起了以奕譞、倭仁为代表的亲贵和元老重臣的反对，双方论争时都言辞激烈，态度强硬。西太后倾向于自办洋务，故奕、文祥这一派略占上风。
李鸿章是在封疆大吏中倡导洋务最力者。他精力充沛，办事精明，与洋人关系密切。他在办洋务中成绩最显著。金陵制造局是他一手办起的，天津制造局是在他的倡导下办的，福州船政局遇到阻力时，他竭力为之说话。由安庆迁到上海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在李鸿章任江督期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他亲手批准将厂址由狭窄的虹口迁到开阔的城南高昌庙镇。
现在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为全国最大的军火轮船生产之地，不愧它的总局称号，的确起了总领天津、南京、福州、兰州各局的作用。这些，都使该局的督办人容闳、杨国栋分外感激。曾国藩决定先到上海去视察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给他们以鼓励推动，并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
这是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