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二人已经创造
较完整且具有指导性
思想体系。
其中徐渭把‘致良知’诠释为‘行良知’，强调内圣之学
定要落实到经世致用上。他批评现在朝廷*员，仅以篇八股，便侧身学者之列，徒以高谈阔论钤束天下，对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为国捍边者，则目为粗材；研究物理者，则目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目为俗吏。旦国家有事，当报效之日，则蒙然张口，如坐云雾。‘世人皆以是潦倒泥腐，遂使尚论者以为立功建业乃是别门，而非儒者之所与也。’他认为要医治这种空疏学风，只有提倡经世致用，做到‘大者以治天下，小者以为民用。凡不切于民用，概痛绝之。’
孙鑨在山东，深受孟子学说影响，他尖锐地批评‘儒者不言事功’、‘德行为二’空谈之风，认为‘德是德而行乃行’是小人之儒，主张内圣与外王、修身与治世、心性与事功是统，不可分割整体。他主张‘言道德必及事业’观点，提出‘修身治天下为带’命题。在数年之后，又进步把事功视为衡量圣贤标准，认为‘生贵莫如人，人贵莫如心，心贵莫如圣，圣贵莫如功’。还以舟车为例论证说：‘车取其载物，舟取其涉川，贤取其救民。不可载者，不如无车；不可涉者，不如无舟；不能救民者，不如无贤！’
孙鑨成功之处，在于他将‘谈心性必强调事功’学说，与心学‘知行合’完美统起来。提出‘知行合者，致知之实功也。’‘良知可致，本心乃见，必需实功，无它。’并将‘良知’落实到治国实功上。所以，他提倡‘治道贵致其实’，反对空谈，反对浮夸，反对文牍主义和各种形式主义。
其余诸子也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深刻地批判社会空疏之弊，全面地论证知与行、心性与事功、性德与性才、修身与治世、讲学与从政诸方面统，为沈默完成由重在内圣之学转向重在外王之道转化，最终建立起实心学思想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最终实心学对阳明心学修正与转型，主要在三个方面：
首先，修正危害最大‘现成良知论’，批评王畿、王艮及他们学派，都将心性本体讲得太轻巧、太简易，以至于很难避免玄荡、放纵及空疏之弊滋生，背叛王学‘致良知’根本大法。
第二，对本体与功夫关系重新梳理。主张‘心无本体，功夫所至即是本体’，这也是对王学最大修正。王学法决‘四句教’，便大讲‘无善无恶心之体’，既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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