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这里,这家人还想着,自己第二年好好干,紧紧裤腰带,就可以还上高利贷,从而过上原来正常生活。”陈恪接着道:“可是,他借是高利贷,且是他没有议价能力高利贷,第二年他收成好也没用,因为多收三五斗,粮食价格就会下降,他还是还不上。”
“另方面,农村高利贷,比城市里要野蛮多,往往每年利息增长,要超过农民那点微薄收入。农民忙活年,往往只能还上新增长利息,这还是好年景,若是年景差,连吃饭都成问题,又何谈还债?而欠款却利打利利滚利,越来越高,最后只能把自己地、牛、妻子儿女,乃至自己,抵给地主还债。”
“旦遇到荒年,大规模农民无以为继,其后果必将是大规模土地兼并,农民要成佃户,要背井离乡成流民。”陈恪认真给这小王爷,讲述在别处可学不到兴衰之
“这话。”赵宗绩呷口茶,笑道:“有些危言耸听吧,最近看很多史书,可都没听到过这种说法。”
“点也不夸张。”陈恪摇头笑笑道:“你之所以在书里看不到,是那些编史书人,要脑子里灌浆,要故意不说。”
“为何?”赵宗绩问。
“无它,人总要为自己利益集团服务。”陈恪淡淡道:“那些写史书文官们,家里本身就是放高利贷,他们怎可能把这黑锅背在自己身上呢?”
“愿闻其详。”
“高利贷在城市就是典当行,在农村则是地主。”陈恪轻声说道:“大宋之前历朝历代,尽管有关市之征、山泽之禁、盐铁之榷,但这些只是小菜,国家真正主食,是农业和农民。农业提供主要税收,农民还负担者主要劳役。所以们先只看地主放高利贷危害。”
“对于高利贷危害,大概知道点,把借钱贫民搞得身无分文、家破人亡。”赵宗绩道。
“不错,但这是表面现象,不是真正危害。”陈恪道:“农村农民,最好状况,便是家里有十几亩地,七八口人。自己种粮食种棉花,养鸡养猪,可以自给自足,再用剩余农产品,到集市上去买些盐铁等必需品,手里就不剩什钱。但因为唯负担是朝廷赋税,所以生活还算将就。”
“这已经是很不错农民家庭。”赵宗绩点点头道。
“但他们抵御风险能力极差。旦遇到荒年,红白喜事、生老病死等状况,收入减少或者开支大幅增加,就不得不靠举债过关。而向周围贫农借钱是不可能,只能向地主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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