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生下了阿提库斯，他的母亲在州警察署担任秘书，他的父亲是署里的一名警察。一半希腊血统，一半德国血统？就算有和他同样血统的人，也占少数。接着，当然就是纳粹主义的崛起。庞德一家不仅是希腊人，他们还是犹太人。随着那场“伟大的游戏”如火如荼地进行，他们的生存概率日渐渺茫，直到只有最鲁莽的赌徒才会下注赌他们能渡过此劫。果然，他接连失去了母亲、父亲、兄弟和朋友。最后，他发现自己被关进了贝尔森集中营，而自己之所以能苟且偷生，只是因为一个非常罕见的行政纰漏，概率是千分之一。解放后，命运又给了他十年的生命。所以，他真的可以抱怨命运最后掷下的那枚骰子对他不公吗？如果不是圣灵的慷慨，阿提库斯·庞德就什么都不是。走到尤斯顿路时，他已经说服了自己。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他不会抱怨。
他打车回到家中。他从未坐过地铁，他不喜欢那么多人挤在一个逼仄的空间里；那么多的梦想、恐惧、怨恨在黑暗中混杂在一起，让人不堪重负。黑色出租车就相对更加冰冷，它包裹着他，把他与现实世界隔离开来。正午，街上车流不多，他很快就发现自己来到了法灵顿的卡尔特修道院广场。出租车在坦纳公寓外面停了下来，他就住在这栋高雅的公寓楼里。他付了司机车钱，加了一笔慷慨的小费，然后走进公寓楼里。
他用从鲁登道夫钻石案[2]中赚的钱买下了这套公寓——两间卧室，一间宽敞明亮的客厅，可以俯瞰广场；最重要的是，公寓里还有一条走廊和一间办公室，方便他与客户见面。当电梯升到七楼，他这才想起目前没有什么案件需要调查。总之，那也无妨。
“你好，回来了！”庞德还没来得及关上正门，办公室那头就传来一声问候。片刻之后，詹姆斯·弗雷泽步履轻快地走出办公室，手里拿着一捆信。他一头金发，二十多岁，这就是庞德向本森医生提到的那位助理兼私人秘书。他毕业于牛津大学，是一名未来的演员，眼下还一文不名，长期失业中。他在《旁观者》[3]杂志上看到一则招聘广告，前去应聘，他以为自己只会干几个月。然而六年后，他还没有离开。“进展如何？”他问道。
“什么进展如何？”庞德反问道。弗雷泽当然不知道他去过哪里。
“我不知道，不管你出门去办了什么事。”费雷泽露出他校园男孩的标志性微笑，“总之，斯宾塞督察从苏格兰场打来电话；希望你给他回电话。《泰晤士报》的人希望你能接受采访。还有，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