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在这时，警方截断了周围三个街区的交通，军用直升机在空中监控了整个区域。仅相隔几小时，另外两人在城市的不同地点被绑架。一位是曼努埃尔·格雷罗，智利教师工会组织的领导人；另一位是圣地亚哥·纳蒂诺，享有很高职业声望的插图画家，在此之前，人们并不知道他曾积极投身抵抗活动。正当全国人民惊愕不已时，一九八五年三月二日，三具尸体出现在圣地亚哥国际机场附近一条僻静的小路上，尸体的喉咙全部被割开，浑身布满野蛮折磨留下的伤痕。军警武装部队指挥官、国家军事委员会委员塞萨尔·门多萨·杜兰将军向媒体宣布，这起三重杀人案是智利**党内讧造成的，均受到莫斯科方面的唆使。然而，拆穿谎言的声浪在全国蔓延，人们指责这位门多萨·杜兰将军才是屠杀的主谋，为此，他不得不辞去了z.府职务。从那时起，通往武器广场的四条道路之一“桥梁街”，路标上的街名不知被什么人涂去，换上了沿用至今的新名——何塞·曼努埃尔·帕拉达街。
“你是乌拉圭人，值得庆贺”
那天早晨，当我和弗朗奇装作散步者，若无其事地走在武器广场上时，这场野蛮戏剧的凝重氛围还在暗中浮动。我看到摄制组就像前一晚我和格拉齐雅商定的那样，已在拍摄地点就位，而格拉齐雅也瞥见我们正走过来。但那一刻，她没给摄影师任何指示。接下来，弗朗奇从我身旁走开，我按照此前与三位小组负责人约好的方式，接手领导拍摄工作。首先，我在鹅卵石铺就的人行路上巡视了一遍，在不同的地方停步，指示格拉齐雅每个片段应该拍多长，而后再走一遍，以示机位。眼下我们两人都不应搜寻能证明街面上埋伏着镇压力量的细节。那天早晨只需捕捉一些日常氛围，特别要凸显人们的行为举止，因为就像我在前一晚观察到的，比起以往，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少了。行人步履匆匆，对周遭发生的事漠不关心；即便与人交谈，也悄声细语，避免用手势强调自己的语气。而在我印象中，以前的智利人很爱打手势，现今流亡海外的智利人也是这个做派。我自己在人群间穿行，口袋里揣着一台高灵敏度的袖珍录音机，用它来记录街头对话，这不仅有助于组织第一天拍摄的镜头，对全片剪辑也有参考价值。
指定几处拍摄位置后，我在一位在广场长椅上晒太阳的女士身边坐下来做笔记。在长椅的绿漆木条上，一代代情侣用折刀刻上了各式各样的名字和爱心。我总是忘记带记事本，于是就把笔记写在“吉卜赛女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