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别再去想它
。”
“想什
？”
上校对这样
责难已经习以为常。
“
们做们该做事。”他说。
“可二十年来，那些人在议会里每个月都拿上千比索，”妻子反驳道，“你看看那个萨瓦斯，他钱多得连他家那幢两层楼房子都装不下。他到这个镇子上来时候，不过是个脖子上盘着条蛇卖药郎中。”
“可他得治不好糖尿病！”上校说。
“那你呢，眼下就要饿死，”妻子说，“现在你该明白吧，尊严是不能当饭吃。”
老。
“也没人要那张画，”妻子说，“人人都差不多有那
张，连土耳其人那儿都去过。”
上校听很难过。
“这说，全镇人都知道们快饿死！”
“实在受不，”妻子说，“你们男人根本不知道过日子有多艰难。有好几次不得不在锅里煮石头，免得左邻右舍都知道们揭不开锅。”
道闪电打断她话头。雷声在街上炸开，冲进卧室，如同堆乱石在床底下滚动。妻子急忙扑进帐子里找她念珠。
上校乐。
“这都是你嚼舌头报应，”他说，“早说过，上帝是站在这边。”
但实际上，他心中苦恼万分。过会儿，他熄灯，在间或被闪电照得通明黑屋里苦思冥想。他想起马孔多。头十年，上校直盼着人家兑现在尼兰迪亚许下诺言。后来，在个沉闷中午，列土黄色火车风尘仆仆地开到那里，车上满载着热得喘不过气来男女老少，鸡鸭猫狗。当时正掀起股香蕉热。不出二十四小时，整个镇子就变样。“该走，”上校那时说，“香蕉气味会把肠子熏烂。”于是他搭回程火车离开马孔多，那是九〇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星期三下午两点十八分。直到过半个世纪他才明白过来：自从在尼兰迪亚投降以来，他连分钟安宁日子也没过上。
他睁开眼睛。
上校觉得自己受侮辱。
“这事儿真丢人！”
妻子索性钻出蚊帐，走到吊床跟前。“再也不能这样装模作样地过日子，”她说，气得声音都嘶哑，“这种死要面子活受罪日子受够！”
上校躺着动不动。
“二十年，们直等着他们兑现每次大选后对们许下那大堆诺言，可到头来们连儿子都没保住，”她继续说，“连儿子都没保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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