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晚上,小工队正要收工离开马拉德时,爸爸会给家里打电话,以便母亲在卡车开到山上时备好晚饭。我留心听着那个电话,电话一打过来,我就开母亲的车离开。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会到虫溪剧场,坐在包厢看排练,把脚放在窗台上,在面前摊开一本数学书。自从学完除法,我就没再学过数学,对概念也不熟悉。我能理解分数的理论,但做起来很费劲,而且一看到页面上的小数,我就心跳加速。连续一个月,每天晚上我都坐在剧场的红丝绒椅子上,在舞台上的演员背诵台词时,练习最基本的运算——如何做分数乘法,如何运用倒数,如何将小数加减乘除。
我开始学习三角学。奇怪的公式和方程让人安心。我被勾股定理及其通用性深深吸引——它始终能预测任意一个直角三角形三边的关系。我对物理的认知全部来自废料场,那里的物质世界似乎极不稳定、反复无常。但有一个原理可以定义和捕捉生命的维度。也许现实并非完全变化无常。也许它能被解释和预测。也许它能用常理理解。
我从勾股定理转向学习正弦、余弦和正切时,痛苦开始了。我无法理解如此抽象的概念。我能感知其中的逻辑,能感觉到它们赋予秩序和对称的力量,但我无法破解其中的奥秘。它们严守秘密,成为一扇大门。我相信这扇门外是一
位,你就可以教课,可以指挥教堂唱诗班。即使是爸爸对此也不会有很大意见,不会说什么。”
母亲最近买了美国在线[22]网络的试用版。我只在兰迪的店里为了工作上的事上过网,但泰勒挂了电话后,我打开电脑,等着调制解调器拨号。泰勒提到杨百翰大学的官网。只花了几分钟我便找到了它。屏幕上满是照片——整齐的、颜色如太阳石般的砖砌大楼,周围绿树成荫,美丽的人们边走边笑,胳膊下夹着书,肩上挎着背包,看上去就像电影里的画面。一部欢快的电影。
第二天,我驱车四十英里来到最近的书店,买了一本崭新的大学入学考试学习指南。我坐在床上,翻开数学练习测验。我浏览了第一页。并不是我不会解方程,而是我压根儿不认识那些符号。第二页,第三页,全都一样。
我拿着测验题找母亲。“这是什么?”我问。
“数学。”她说。
“那么数字在哪儿呢?”
“这是代数。字母就代表数字。”
“怎么做呢?”
母亲拿来纸和笔,摆弄了几分钟,前五个方程没解出一个。
第二天我又驱车四十英里,来回八十英里,带着一本厚厚的代数课本回到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