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上级——总之就是那些比他们权力大的家伙——立刻命令两个警察回到街上，等待支援。然而即便是在大城市，支援都很难马上来到现场，因为谁会在新年的前两天抢银行？还跑到看房现场劫持人质？“还有，谁又会在新年的前两天安排客户看房？”两个警察的某位上级心想。一群警察拿着对讲机互相掰扯了一通之后，一位斯德哥尔摩的谈判专家给杰克打来电话，说由他来负责整个行动，他正在车上往这边赶，还有几个小时才能到——但杰克必须知道，在谈判专家抵达之前，对方究竟希望他怎么“遏制局势”。听谈判专家说话的口音，那家伙绝对不是斯德哥尔摩来的，不过这倒没关系，因为如果你问吉姆和杰克，他们会说，“斯德哥尔摩人”这个身份只是某种心态的象征，而不是地理来源的界定。“不是所有白痴都是斯德哥尔摩人，但所有斯德哥尔摩人都是白痴。”警察局的人经常这么说。这显然极其不公平，因为白痴有可能变得不那么白痴，斯德哥尔摩人却没法变成非斯德哥尔摩人。
跟谈判专家谈过之后，杰克甚至比他上次和宽带客服打交道时还要生气，而吉姆感到自己责任重大，因为儿子现在还没有机会证明他有能力逮住银行抢劫犯。因此，这一天余下来的时间里，父子俩做出的选择完全是由这两种不同的感受决定的。
“抱歉，儿子，我不是故意的……”吉姆怯怯地说，他不知道该怎么说，因为他不想告诉儿子，假如自己不是杰克的父亲，很可能也会认为那箱东西不是炸弹，但做父亲的绝对不愿意拿自己的孩子冒一丁点儿风险。
“先别说这个了，爸爸！”杰克不高兴地说，因为他又跟上级的上级打起了电话。
“你想让我怎么做？”吉姆问，因为他需要被人需要。
“你先把住在旁边公寓的人找来，跟他们了解一下情况，都怪你刚才大声喊‘炸弹’，结果把这座楼里的住户全都吓跑了！”杰克咬牙切齿地说。
吉姆垂头丧气地点点头，开始在谷歌上查电话号码，首先查的是住在他发现“炸弹”那层楼的公寓主人的号码。电话接通后，一个男人回答说，他和妻子都不在家，这个时候他妻子不耐烦地在旁边叫道：“谁的电话？”男人冲她喊回去：“妓院打过来的！”吉姆怕吓着他，没有提炸弹的事，所以那个男人也不会跟吉姆说：“别担心，楼梯平台上的那个箱子里装的是圣诞彩灯，不是炸弹。”假如是这样，故事又会是另一个走向了。既然吉姆没提炸弹的事，因此那个男人只是问：“还有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