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痔疮犯了，累的。”我特别镇定地回答他。
“来了正好，这东西我收了有一阵子了，老没在家里看见你，就老忘记给藏回家里去。”我爸用钥匙打开一个破木抽屉，从里头掏出一条中华烟，递给我。
烟已经拆过封了，少了两包。
“哟，老袁同志，不得了啊，挺阔啊——”
“别嚷嚷，这儿还有。”我爸又从抽屉里找出一个报纸包，我打开一看，里头竟是十来根零散的烟。
撺掇，劝我掂量掂量自己“肉价几何”，值不值当那位爷醒来以后咂一砸嘴。
这么一想愈加扫兴，摸了摸口袋，才意识到把钱夹、手机全落下了，于是我用仅剩的几枚钢镚儿坐了公交，去了我爸当门卫的那个小区。
老北京日新月异，老北京的很多地方却不与时俱进。小区的大门掩在几排树冠之后，论设施也就比我住的地方稍稍强出一指甲盖儿，连个为停车设置的打卡计时机也没有，全靠门卫用脑袋死记。大门口有探头，据说也早就坏了。
我爸就坐在那豆腐块似的门卫室里，埋头于他的小本儿，刷刷刷地写。
“袁国超，抬头，看谁来了？”我走过去，敲了敲门卫室的玻璃窗。
老家伙当了保安后偶有奇遇，有一回拾金不昧，主动移交捡到的五万块现金，失主特别感动，奖励了他一条中华烟。我爸嗜酒不嗜烟，可他记得他儿子是个烟枪啊，于是高高兴兴收下来，只是这阵子为练舞我早出晚归，就没时间跟他碰上面。
“搭班的黄六知道这事情，老跟我要烟，还有隔壁卖沙县馄饨的那个闽南仔，管我叫‘大伯’，也要。”
我爸这人算是国企的余孽，曾经官没多大，积下的陋习倒是一堆，尤其好面子。一开始别人管他要烟，他都给，后来就不舍得了，于是他想了个特别馊的主意，买了两包大前门，把里头的烟替换进了中华的烟盒里。
“你这老东西怎么这么鸡贼？！”我笑得脸都歪了，屁股也顾不上疼了。
“要别的烟给了也就给了，
我爸抬起那张布满褶子的老脸，眯缝着眼睛辨认我一晌，才起身接我进去。问我，咋不上班儿？
“不舒服，请假了……”
“哪儿不舒服？不舒服还在外头玩一宿，赶紧给我回去躺着！”我爸虎下脸来凶我，又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
“别赶我呀，我还没看过你上班的地儿呢。”我一屁股坐在硬木凳子上，跟坐老虎凳似的，脸一下子就扭曲了，“我得……哎哟，我得检视检视，这地方民风淳不淳朴，会不会欺负一个糟老头子。”
“怎么坐都坐不住？”我爸问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