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美国已经第四个年头，阿忆满了九岁，生的白皙漂亮，戏学得好，肯吃苦，说一口流利的英文，他彻底适应了这儿的生活，很少问起远在故乡的父母，跟同学闹别扭也只赖在莫青荷怀里撒娇。
阿忆读熟了书里的句子，握着钢笔又抄写了一遍，打了个哈欠，困得眼里含着泪花：“舅舅怎么还不来呢？”
阿忆喜欢在睡前让沈培楠扛着转两圈儿，扔起来再接住，逗得他害怕又兴奋的尖声大叫，莫青荷捏着他的两片小薄肩膀，把他送到门口：“舅舅在跟朋友谈正事，阿忆先去睡。”
阿忆被姆妈领走了，莫青荷听着楼下传来的吵嚷声，百无聊赖的走到窗前，看着外面一轮明晃晃的月亮，拧开了手边的无线电。
虽然远离祖国多年，他一直保留着收听新闻的习惯。
民国三十七年底,即公历1948年,对每一位国民党员来说都是一段难捱的日子。
从前年开始的内战终于结束了僵持的势头，昔日的土八路变了解放军,三路野战纵队势如破竹，涤荡西北东北、继而经山东南下,将红旗插满北方大地。
一座座城市解放了，委员长急火攻心,不惜通电亲自督战。
在遥远的大洋彼岸，那些早已从政治场脱离出来的人们也感受到了这场浪潮的力量。
莫青荷和沈培楠那时另置了一栋小洋楼,布置成聚会场所，迎接了一批批军界的客人，他们是旧日的战友、同僚、抑或校友,每逢风和日丽的周末,主人举行园会，夫人小姐坐在平整的绿草坪上听萨克斯风，端着鸡尾酒谈论时装和珠宝，等到夜晚降临，先生们送走了家眷，凑在一起喝个酩酊大醉，说起最近的时局，也有人拍着桌子骂娘。
收音机里在播报一段英文简讯，二战结束后美苏关系紧张，中国战局成了美方关注的焦点，莫青荷竖着耳朵，听到一半，忽然呆住了。
他的手紧紧攥着冰凉的窗框，大脑在飞速反应那一串
每到这种时候，幽僻的沈家小楼灯火通明，内里一派乌烟瘴气。
他们不大出去吃饭，一则西餐不适合叙旧，二则出于安全，美利坚不禁枪支，暗杀是潜在的隐患。
莫青荷与他们政见不合，不大参与讨论，常常吃完饭就退了席，躲在卧房陪阿忆做功课。
夜已经深了，聚会还没有结束，今天来得是周汝白与几位黄埔毕业的友人，按照惯例，不闹到凌晨是不会罢休的。
喧闹声从楼下传来，莫青荷关紧房门，摊开一本简单易懂的中文书——二太太亲自为孩子们所写，一笔小楷很是清隽。然后挑出一篇，一个字一个字教阿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