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得
之
体，引而伸之，就可独成派。孔教分许多派，佛教分许多派，将来这厚黑教，也要分许多派。
写文字，全是兴趣，兴趣来
，如兔起鹃落，稍纵即逝。写文字
时候，引用某事或某种学说，而案头适无此书，就用苏东城“想当然耳”办法，依稀恍惚写去，以免打断兴趣。写此类文字与讲考据不同，乃是心中有种见解，平空白地，无从说起，只好借点事物来说，引用某事某说，犹如使用家伙般，把别人偶尔借来用用，若无典故可用，就杜撰个来用，也无不可。
庄子寓言，是他胸中有种见解，特借鲲鹏野马、渔父盗跖以写之，只求将胸中所见达出。至鲲鹏野马，果否有此物，渔父盗跖，是否有此人，皆非所问。胸中所见者，主人也。鲲鹏野马，渔父盗跖，皆寓舍也。孟子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读诗当如是，读庄子当如是，读厚黑学也当如是。
昔人谓：“文王周公，繁易，彖辞爻辞，取其象，亦偶触其机，假令易，而为之，其机之所触少变，则其辞之取象亦少异矣。”达哉所言！战国策士，如苏秦诸人，平日把人情世故揣摹纯熟，其游说人主也，随便引故事或设个比喻，机趣横生，头头是道，其途径与庄之寓言，易之取象无异。宋儒初读儒书，继则出入佛老，精研有得，自己思想已经成个系统，然后退而注孔子之书，借以明其胸中之理，于是孔门诸书，皆成为宋儒之鲲鹏野马，渔父盗跖。而清代考据家，乃据训诂本义，字字讥弹之，其解释字义固是，而宋儒所说之道理，也未尝不是。九方皋相马，在牝牡骊黄之外。知此义者，始可以读朱子之《四书集注》。无如毛西河诸人不悟，刺刺不休。嗟乎！厚黑界中，九方皋何其少，而毛西河诸人何其多也！
研究宋学者，离不得宋儒语录。然语录出自门人所记，有许多靠不住，前人已言之。明朝王学，号称极盛，然阳明手著之书无多，欲求王氏之学，只有求之传习录及龙溪诸子所记，而天泉证道夕话，为王门极大争点。尝说“四有四无”之语，假使阳明能够亲手写出，岂不少去许多纠葛。大学“格物致知”四字，解释者有几十种说法。假使曾子当日记孔子之言，于此四字下加二句解释，不但这几十种说法不会有，而且朱学与王学争执也无自而起。在重庆有个姓王朋友，对说道：“你先生谈话很有妙趣，改天邀几个朋友来谈谈，把你谈话笔记下来。”听，大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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