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血,上这些折子,他草草读遍,随口夸奖几句,事后却扔进废纸篓,没下文。
曾国藩难免大失所望,郁闷不已,给友人写信说:
自客春求言以来,在廷献纳,不下数百余章,其中岂乏嘉谟至计?或下所司核议,辄以“毋庸议”三字之。或通谕直省,则奉行文之后,已复高阁束置,若风马牛之不相与。……而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每念及兹,可为愤懑。(30)
也就是说,自从皇帝发下求言诏书以来,上书言事,有百多人。其中有许多有见地奏章,发到有关部门讨论时候,得到只是“没什价值,不必讨论”这几个字答复。或者发到各省执行,但是通上谕之后,各地没有反应,朝廷也很快忘这件事。读书人掏心掏肝血诚,只变成办事员纸篓中废纸。每想及此,心中怎不愤懑。
曾国藩心情越来越焦急。因为天下大乱已经从可能变成现实。
就在道光去世第二天,也就是咸丰正式开始处理公务第天,他接到第件公文,就是广西巡抚汇报广西出现叛乱消息。
在广西遍地叛乱当中,开始不为人注目太平军后来势力越来越盛,眼看着已成燎原之势。咸丰皇帝在用人指挥上虽然很努力,但是用人不当,布置失措,越努力形势越恶化。曾国藩内心被焦灼搅得日夜不安:“内度身世,郎署浮沉,既茫乎未有畔岸;外观乡里,饥溺满眼,又汲汲乎有生涯日蹙之势,进不能以自效,退不能以自存,则吾子之迫切而思,以吁于九阍者,实仁人君子之至不得已也。”(31)也就是说,自度身世,在各部之间俯仰升沉,不知道最终是个什结果。再观天下,到处是贫不聊生之人。向前无法贡献自己才智于国家,退后无法很好地营谋自己出路,除直接向皇帝上书之外,还有什办法呢?
曾国藩发现,自己看错人,新皇帝并不是他想象中明君,也难成大器。而且,当几个月皇帝之后,咸丰已经显示出强烈刚愎自用性格倾向,大臣们给他提意见,常常被他当场驳回,说,大清传统,凡事乾纲独断,你们不用再废话。
曾国藩又次陷入痛苦当中。经过几个月思考,曾国藩得出个结论,要想挽救大清帝国,只有敲打醒这个糊涂皇帝才行。而要想敲打醒他,就需要把话说得重些。在强烈责任感支配下,以谨慎闻名曾国藩做出个晚清官场极为罕见举动:直言批评皇帝。他上道惊世骇俗《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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