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天津府知府。和当时绝大多数科举出身的*员一样，张光藻具有强烈的“朴素爱国主义”和捍卫儒教文化的本能。中国古人向来自认为居天下之中，是世界上最文明的族群，其他国家和民族都是未开化的蛮夷。然而基督教文化的个性也异常傲慢。传教士们随炮舰而来，以居高临下的态度，粗,bao地对中国传统文化发起挑战，企图在中国的“每一个山头和每一个山谷中都竖立起光辉的十字架”(15)。这当然引起读四书五经出身的中国*员的本能反感。
张光藻的这道告示，让法国教堂有组织地大规模拐卖中国儿童这一传闻变成“板上钉钉”的可怕事实，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恐慌。整个天津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家家房门紧闭，把儿童藏在家里，不准外出。民间兴起一股自发组织捉拿人贩子之风。
在这种情况下，又发生了作为引发教案直接导火索的武兰珍迷拐案。
五月二十日傍晚，据说一个叫武兰珍的人在天津某村迷拐了一位少年，被人捉住。在愤怒的乡民的“审问”下，案犯供述说，他是受教堂中一个叫王三的教民指使才做的这个事。“伊系赵州宁晋（津）人，帮船户拉纤来津，有教民王三将伊诱入堂中，付伊药包，令其出外迷拐男女。”(16)
法国鬼子提供迷药，迷拐中国人挖心作药，看来已经有了“铁证”。让这样的禽兽在中国横行，岂有天日吗？我们中国人必须采取行动了！从此民情激愤，士绅集会，书院停课，反洋教情绪高涨。很多人跑到育婴堂和教堂门口喧闹，山雨欲来风满楼，在天津的外国人个个心惊胆战。
面对汹涌澎湃的民意，刘杰和张光藻认为事关重大，不敢轻举妄动，如何办理，应请示驻扎天津专管中外交涉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决定。崇厚听取案情后，也感觉事情重大，如果不查明的话无法平息百姓的怒火。于是他派人与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沟通，商定由人贩子与法国传教士公开对质。
五月二十三日（公历6月21日）上午九点多，天津*员带着“拐犯”武兰珍来到天主教堂。他们“遍传堂中之人，该犯并不认识”(17)，把教堂里的所有人一一传来，都看过了，也并没有找到王三其人。而且关键是教堂的建筑结构与武兰珍供述并不相同。武兰珍说他进入过教堂，在哪里哪里与王三交接，然而堂内并无武兰珍所说的栅栏、天棚，“门庭径路与犯供不符”(18)，“该犯原供有席棚栅栏，而该堂并无所见，该犯亦未能指实”(19)。显然他没有进过这里。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