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着前赴天津与崇厚悉心会商，妥筹办理。”(34)
这道命令让曾国藩陷入焦灼之中。首先是这次教案事端重大，自己身患重病，可能无法支撑。
此外，介入此案的后果非常严重。
如果教案处理不当发生战争，以清王朝的国力，结果必是再一次割地赔款，这是鸦片战争以来多次中外战争早已经证明了的规律。要避免战争，势必要和洋人妥协。然而晚清以来，有一个规律性现象，那就是在对外交往中，凡是主张强硬，甚至主张“蛮不讲理”的人，通常都会获得民众的热烈欢呼，被称为“民族英雄”“扬我国威”。而主张和洋人“讲理”“妥协”的，几乎都会被骂卖国，被称为汉*，声名尽毁。如郭嵩焘所评论：“一袭南宋以后之议论，以和为辱，以战为高。”(35)南宋以后，凡主战者在历史上都得美名，主和者都得骂名。所以鸦片战争以来，凡是涉及夷务的人，大多数都落不到好下场好名声。
因此他的幕僚几乎一致反对他接管此案。“阻者、劝者、上言者、条陈者纷起沓进。”幕客史念祖更给他献上了上、中、下三策，认为赴津办案乃为下策：“谓毕生威望在此一行，国家大计尤关此举。”“略一失足，千古无底。”(36)确实，几乎可以确定，这个事不论怎么处理，都难以让各方完全满意。自己一世英名，很有可能毁在此案上。
曾国藩完全有理由不介入此案。因为他虽然是直隶总督，但是他的职责范围中并不包括外事，外事是由崇厚这个专管三口通商的专员专门负责的，曾纪泽说“此次洋务，本非大人（指曾国藩）专责”(37)。就是曾国藩自己也说：“至中外交涉事件，臣素未讲求。”(38)同时，上谕也说“（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着前赴天津”。如果他因病推辞，朝廷也不会强迫他前去。所以是否从命，一开始他有点犹豫不决：“接奉廷寄，派余赴天津查办事件，因病未痊愈，踌躇不决。”(39)
但是稍一犹豫之后，曾国藩还是决定接下这个任务。
曾国藩从来不是一个逃避困难的人。当初太平军起，天下靡然，只有他以一介书生之身，毅然奋起，创建湘军。
他对待君主，一贯以诚自命，遇事不敢推诿。虽然患病，但既然没有到濒死的程度，就应该勉力为国分忧。他担心的是如果朝廷派一个颟顸无能之辈，激化矛盾，引发战争，将再一次将中国推入灾难的深渊。
所以后来在给李鸿章的信中，他说：“事端重大，义不敢辞。数日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