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恒赞成皇帝
决定。战争结束后皇帝回忆当时情景说：“人心狃于久安。在廷诸臣，惟大学士傅恒与朕协心赞画，断在必行，余无不意存畏葸。”
领导人能力体现在做出高人
筹决断，并且有力地实施这个决断。因此，这场战争最重要不是战斗本身，而是如何推动大清帝国这架机器走上战争轨道。
乾隆皇帝后来回忆说：“斯时，力排众议，竭尽心力。”（《御制诗五集》）做官僚集团思想工作，动员、组织文武*员投入这场战争，让他几乎精疲力竭。他连篇累牍地发布谕旨，分析清准力量对比，再三论证出兵讨伐必要性，并表示自己决心已下，不可动摇。他说：“此正可乘之机。若失此不图，再阅数年，伊事势稍空，必将故智复萌，然后仓猝备御，其劳费必且更倍于今。”“此际达瓦齐力穷失据，且内难相寻，众心不服，失此不图，数年之后，伊事务稍定，仍来与
为难，必致愈费周章。”
乾隆十九年（1754年）十月十三日，他在太和殿召见诸王和满族大臣，对他们说：“朕总理天下诸务，惟据理独断，应办之事，断不为众所阻挠。如其不可，众人强为奏请，朕亦断不允行。是皆尔等所共知者。此用兵要务，朕筹之已审，岂以众人怯懦，即失机宜，半途而废。”（《清高宗实录》）
经过反复思想动员，终于，人们表面上不再反对
。大清帝国勉强开上战争轨道。
然而乾隆却物色不到位堪当大任主帅。在所有大臣中，只有傅恒真心诚意支持出兵，可是此人素不知兵，难以承担如此大任。平安无事数十年满族将领们也“惟守妻孥以求安逸，闻战阵而甘退缩”。成兖札布、策楞、舒赫德等老将素称勇敢干练，可是对这场战争却都心怀退缩，“萎靡懦怯”，无奋勇争先之态。左右权衡，乾隆勉强选定班第和永常，分任北路和西路主帅。
接下来是粮草问题。如果按照“兵出粮随”用兵常理，这场战争根本没法打。因为平定准噶尔时机是突然到来，清王朝毫无准备。前线并无粮草，准备也已来不及。是从内地运粮到西部，每石米价值不过3两银子，可是运费要高达20两。二是即使清廷财力充裕，负担得起运费，征购和运送时间上也万万来不及。
乾隆悍然决定，抛弃行军常规，“因粮于敌”。也就是说，每名士兵自背可吃两个月口粮，其余口粮，沿途取之于蒙古牧民。乾隆上谕说得冠冕堂皇：“官兵前进，沿途可以打牲，宰杀疲乏牲畜。现在投诚厄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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