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通达理性，甚至还称得上宽容大度。
众所周知，乾隆
父亲雍正在位期间曾经制造
多起著名文字大案，比如吕留良案、查嗣庭案、汪景祺案等。就像对父亲许多其他做法不以为然
样，对这些文字大狱乾隆也直腹诽不已，即位后立刻拨乱反正。雍正诛杀汪景祺，直把汪头颅悬于菜市口示众。乾隆以京师首善之区，悬挂人头“有碍观瞻”为由，命人取下掩埋。接着，他又赦免吕留良案、查嗣庭案、汪景祺案中许多被牵连之人，放还查嗣庭、汪景祺亲属，时天下读书人如沐春风，感激涕零。
为刹住文字狱，乾隆还采取个非常有力措施：他规定以后凡举报文字之罪者，如果举报失实，律按诬告罪反坐。
这下，文字狱风潮下子被刹住。从乾隆即位（1736年）到乾隆十六年（1751年），大清王朝文化领域风平浪静，波澜不惊。唯可以称得上文字狱就是谢济世私注经书案，而这个案子恰恰凸显乾隆宽容。原来，谢济世才华出众，却性格倔强，雍正年间，他认为朱熹所注四书有许多错误之处，遂自注《大学》《中庸》，“自逞臆见，肆诋程朱”，因此被罢官治罪，发配西域。乾隆即位，召他回朝，他迂性不改，把自撰《大学注》《中庸疏》加以整理，又献给乾隆。乾隆虽然宽大，但程朱理学是清王朝意识形态正统，他怎
能允许这样离经叛道行为，于是“掷还原书，传旨申斥”。谢济世气之下，要求辞官回家养母。乾隆对他相当迁就，没有让他辞官，而是改任他为湖南粮储道，以便他就近养母。
不料，经历这多风波，谢济世性格不改，居然在湖南公开印行《大学注》《中庸疏》。乾隆皇帝虽然生气，但也只是命令把书版销毁，还特意在命令中说谢济世其人“识见迂左则有之，至居官，朕可保其无他也。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湖广总督回复说他遵行皇帝旨意，只烧毁谢书版，并未打击谢济世个人，乾隆满意地批复说：“所办甚妥，止可如此而已。”从“止可如此而已”几个字来看，乾隆非常明白处理此类文字狱界限，也就是说，出于维护意识形态正统需要，个王朝应该对异端思想进行必要压制，但不可以超出正常人情道理之外。
正因为统治者心态如此难得地正常，乾隆初年是清代为数不多文化生态宽松时期。那些已经放下笔文人学士们又开始吟诗弄月，评古论今，时间，大清文艺界呈现派百花齐放繁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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