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在秦国打击商业，“废逆旅”，废除旅店，禁止商人随便出行；“一山泽”，将山川湖泽等自然资源收归国有，禁止农民以此谋生。[7]
民众什么都不能做，能做什么呢？只有两件事，耕与战。你或者上战场，为国家献出生命；或者努力种地，把收获的一大半粮食充作军粮。
如果你既不想耕也不想战，怎么办？进监狱。商鞅制定了极为残酷的法律，民众稍有违反，就割鼻断脚。《盐铁论》形容秦人的苦况说：“商鞅之任秦也，刑人若刈菅茅，用师若弹丸；从军者,bao骨长城，戍漕者
余为宾客。从此之后，秦国的立国战略发生根本性变化，它不再致力于向中原发展，而是向戎狄发展，“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吞并了大量羌戎人口，大力吸收戎狄文化之后，秦国的文化面貌发生了明显变化。考古发现秦文化中的屈肢葬、土洞墓、茧形壶、铲形袋足鬲等一系列独具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原其他国家没有，但是西北一些少数民族却有。[6]
这种吸收是有意识的行为，是为了竞争的需要、生存的需要。西北少数民族的强兵良马成为秦军队的有生力量；与西戎的融合，给秦人的躯体注入更多粗犷和野蛮，决定了秦人狼一样的性格。
因此，在战国七雄中，秦国文化是最独特的。秦国百姓和游牧民族一样，停留在“淳朴忠厚”的半野蛮状态。与中原散漫的农业文明比，秦国文化具有纪律严明、上下一致的军事化作风：“秦中士卒，以军中为家，将帅为父母，不约而亲，不谋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
在战国七雄中，秦国文化是最野蛮、最缺乏人道主义精神的。正在中原国家渐渐废止殉人的野蛮风俗的时候，秦国却变本加厉。考古发现，秦武公死时（前678年），殉葬者66人；秦穆公死时（前621年），殉葬者居然多达177人，创了历史之最。
战国七雄中，秦国也是最功利的，只求物质利益，不重精神价值。秦国文化的简单直接，我们从这个故事中就可以看出：
秦国宣太后执政期间，韩国曾向秦求救。宣太后在朝堂上对韩国使者大谈性生活：“我从前服侍先王时，先王把大腿压在我身上，我很难受；先王把身子压在我身上，我却很愉悦。为什么呢？因为承宠交欢，我尝到了甜头。韩向秦求救，要拿什么让秦不觉得沉重，而感到愉悦呢？”
政治高层在外交场合聊起性来这样开放而直接，这在其他国家是不可想象的。
二
法家思想因此在秦国如鱼得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