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偿地劳动。秦朝规定，每个老百姓，每年都要拿出几个月的时间，给国家无偿劳动。而且劳动纪律极为严格，劳动条件极差。所以当时被押赴北边边疆当劳工的，死亡率达60%~70%。征伐南越的路上因为不服水土，死的人更多。当时有记载，有的人走到半路，实在是不堪虐待，干脆就在路边的树上吊死了。
葛剑雄先生说，如果长期和短期服役都算的话，“秦始皇时征发的劳力……一度高达2000万，即总人口的50%”[2]。
所以秦朝百姓造反是必然的，因为在秦朝造反的机会成本低。造反成功的概率虽然低，但仍然比你老老实实当顺民活下去的概率高。
陈胜、吴广为什么起义呢？因为他们算过机会成本。这俩人是河南人，要到渔阳（今北京密云附近）去服役。路上恰遇天下大雨，而且连续下了很多天，道路不通，走不了，他们估计走到渔阳，肯定已经超过规定的期限。过了规定的期限，按照秦朝的法律规定是该杀头的。
所以陈胜、吴广就算了一下：“如今我们继续按规定去服役也是死，逃走也是死，起义干一番事业也是死，同样都是死，为什么不干一番事业？万一成功了还能活下来，而且还会活得很好。”确实，从当时的情况看，他们造反，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可能是整个世界。
在这种情况下，造反就是必然的了。
在秦末农民起义中，还有一个规律性的现象，那就是各地起义军对*员都十分仇恨。他们最恨的不是我们想象的各地地主和富豪，而是压榨他们的酷吏。说实在的，秦朝的忠臣，无一例外都得是酷吏。因为如果不是酷吏，就执行不了那些残酷的法律。所以陈胜、吴广起义后，各地百姓都纷纷响应，起来杀掉本地的*员。用武臣的话说，便是“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所有的地方官，一律被干掉。因为秦朝就是通过这套官僚系统汲取民间资源的。
所以秦末农民起义有一个特点，“有叛民无叛吏”，即没有一个*员参加造反。这形成了官与民两个界线分明的群体，因为*员已经完全站到民众的对立面，成为民众的仇人，即使想加入起义也没人接受。
所以秦朝是“成也法家，败也法家”。它的成功，是建立了高效的汲取制度；它的失败，是这套制度没有可以约束它的力量，导致它汲取过度，超过了民众的承受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