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隋文帝,历代皇帝都致力于压制地方势力,重振中央集权,为了把人口和资源从世家大族手中抢回来,采取了从王莽的“限田令”,到光武帝的“检核垦田”,再到北魏的“均田制”,最后到隋文帝的“大索貌阅”,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直到隋炀帝才想明白,世家大族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人才选拔机制的漏洞。只有打破用人的框框,大家族的根基才会动摇。
因此杨广创立了著名的“科举制”,以打破士族对官位的垄断。科举制的最大特点是标准统一、可量化,把以往混乱无序的选官手段变成了理性化的制度。这一制度成功地打破了门第、地域、年龄界限,具有相当大的开放性和一定的竞争性,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现代”、非常“理性”的产物,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难得的科学精神。作为社会政治领域的一项重大发明,和世人皆知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相比,它毫不逊色。
这一制度让底层的人才能脱颖而出,士族失去了对官位的垄断权,推开了门阀世族势力消失的大门。但是任何一个制度的成长都需要时间和环境,科举制并不是一下子就发挥了扭转乾坤的作用。隋代很快灭亡,这一制度基本没发挥作用,整个隋代“秀异之贡,不过十数”,一共才取了十来个人。就是到了唐代,科举在选拔*员的过程中,仍然只起了辅助性的作用。唐代289年间,进士及第者平均每年只有22名,90%的*员还是因为门第和军功等入仕。因此,虽然唐初皇帝曾经大力打击门阀势力,但是中唐之后,门阀复盛,荥阳郑氏自中唐开始,连续出现了十多位宰相和重臣,遂有“郑半朝”之称;清河崔氏中唐后也陆续有八人为宰相;山东五姓世代通婚,不与外族为婚;高门士族甚至瞧不起皇室,不愿与皇帝联姻;唐文宗时,宰相郑覃宁愿将孙女嫁给士族出身的九品小官崔皋,也不肯与皇太子联姻。唐文宗尴尬地说:“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6]我们李家当了200年皇帝,仍然比不上世家高门啊。
因此,科举一定程度上只是政治的装饰物,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世族政治的种种弊端。唐代实际上仍然是一个基本上由世族控制的社会,比如在中央,皇族内斗重重,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出现的问题更为严重,出现了漫长的藩镇割据。事实上,大唐虽然号称289年,但是统一的时段不过137年,藩镇割据却长达152年。接下来的五代十国这另一个分裂时期,其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