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大量官营手工业作坊和工场。北宋设有很多专门的z.府部门，比如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等来管理官营手工业。其中军器监分东西作坊，下属51作，拥有工匠7900多人。少府监分文思院、线锦院、染院、裁造院、文绣院等5个部门，其中仅文思院就领有42作，工匠之多，可以想见。[59]
当然，宋代仍然是整个中国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一个朝代，在官营企业保持巨大规模的同时，民营经济也非常活跃，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宋太宗时，一年的商税总额达400万贯，此后一直保持在1000万贯上下，商税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
虽然民营经济为国家财政做出如此巨大的贡献，但是很多政治家仍然对民营经济的发展持负面的看法。比如王安石就这样批评民营经济的发展：“阡陌闾巷之贱人，皆能私取予之势，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那些出身贫贱的商人都能操纵市场，获得垄断利润，让无数百姓来给他们服务，从而满足自己的无穷欲望，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甚至比皇帝还要排场，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更主要的是，财富大量掌握在民间，而z.府却没有钱花，这更让手握权力的*员们心理不平衡。
因此到了王安石变法时期，王安石自然又一次瞄上了民间财富，打着“抑兼并”、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旗号，向民间的“大农”“富工”与“豪贾”等大的土地经营者和工商户开刀，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解决朝廷的财政困难。
他设置专门机构“市易务”，建立官营商业，希望由国家垄断巨额商业利润。然而“市易法”和王安石的其他新法一样，在执行中很快变形走样。主持市易务的*员吕嘉问一心追求政绩，尽量创收，商人只要出入城门，一二顶头巾、十数把木梳、五七尺衣布，无不须先交税金。官营商业动用一切手段打击敢于和市易务争抢买卖的市井商人，小则鞭笞，大则收监。
市易务虽然剥夺了大商人的垄断权利，却建立起官府的垄断经营，在朝廷资本的支撑下，很快演变为最大的垄断商，垄断一切市场，以至连水果芝麻梳朴之类的小商品也不放过，“挟官府而为兼并之事也”。
这些严重损害了中小商人的利益。市易务获得了巨额利润，但汴梁市场日益萧条，商户零落，过往商旅都不敢进入都城，“竞由都城外过河”，远远地绕行而去。
这些情景在汉代已经发生过，在宋代又一次完整重复。
王安石青苗法的本质也是由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