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黑、白，善、恶，好、坏，邪、正，注定是泾渭分明，你死我活。
从童年时代开始，许瑞龙就和李三多划清了界限。尽管住一个胡同，抬头不见低头见，但许瑞龙很少搭理他，甚至当李三多挂着油滑的笑容
按倒在桌子上，一面笑一面问：“老猴子，服不服？还敢摘我的乌纱帽，还敢专我的政？信不信我把你裤子扒下来，让你那漂亮秘书看看你屁股蛋子是不是红的！”
“哎哟哎哟！疼死我啦！”脸贴在桌子上的李三多，龇牙咧嘴地说，“我投降，我投降……”
在市公安系统中，很少有人知道李三多和许瑞龙的渊源。
建国之初，许瑞龙的父亲——一向深谋远虑的侦缉队总队长许天祥，认为新政权动向不明，深浅莫测，为个人安全计，抽身避祸才是明智之举，留下一句“一仆不事二主”便挂印而去，回家后足不出户。
谁知，1949年10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公安会议期间，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发表了“放下思想包袱，为人民政权立功”的讲话，希望那些曾经供职于旧政权的警察们，只要对人民没有犯过严重罪行，并已经把历史问题交代清楚的，积极投身到新中国的公安事业中，并点名希望许天祥这位“京津第一名捕”出山，会后还亲自登门拜访，要他“不要有顾忌，当好祖国的钟馗”。许天祥非常感动，遂出任市公安局刑侦处处长。
许天祥的儿子许瑞龙，打小就认识李三多，因为他俩住一条胡同。
整条胡同的人都知道，李三多的父亲曾经当过军统的大官，1946年3月17日，在陪同戴笠从青岛回南京的途中，乘坐的飞机在江宁板桥镇岱山所失事罹难。由于家庭的“特务背景”，建国后，一家人从一栋四合院里被清出，搬到许瑞龙家隔壁一栋低矮的平房里。
五十多年过去了，许瑞龙依然记得，年幼的他每到傍晚，蹲在胡同口的包子铺窗根儿下面闻那一缕肉香时，经常能看到鼻青脸肿的李三多摇摇晃晃地走进家门，然后门里面就传出几个女人的惊叫声和哭泣声。原来，李三多溜回了故居，站在门口大喊：“你家住的是我家的房子！”结果遭到新房主儿子的殴打，但是没过几天，他照旧溜回去，照旧大喊，照旧挨揍……
不管被揍得多么重，许瑞龙却从来没有听过只大他两岁的李三多的哭声。
也就是从那时起，许瑞龙经常被妈妈灌输：“你别跟姓李的那小子一起玩儿。他们家是特务，咱们家是警察；他爸爸是坏人，你爸爸是好人；他是坏孩子，你是好孩子，所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