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我知道的信息告诉田芥先生总比我空手回柏林来得好。这样至少还有一线希望，最终这个信息肯定会传到某个相关人士耳中。但是田芥先生只能耳听，这个办法的问题就在这里。最好的情况是田芥先生听进去了，把它记在脑子里，然后立刻假称公务回日本本土一趟。到了本土，矢田部先生就可以参与决策。他既能耳听——又能口说。
不管怎样，这也比束手无策好。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如果从头再来，花数月时间费尽心机、小心翼翼
，都不要和这里的反间谍机关人员联系。他只能等待，直到想办法和日本军方代表取得联系。和日本军方代表会谈，然后返回柏林。但是没有人事先预料到鲍曼会在这个节骨眼上死。因此——
原先的命令要为更加实际的判断所取代。在目前情况下，他只有依靠自己的判断，因为没有其他人可以商量。
在太平洋沿岸国，至少有十个反间谍机关人员在活动，其中几个——也可能是全部——是当地的德国国家安全局和他们的头目福姆·米尔知道的。几年前，他和福姆·米尔在纳粹党的一次会议上见过一面。这个人在警察系统的名声不太好，因为在一九四三年，正是他阻止了英国人和捷克人谋杀海德里希的计划。因此可以这样说，是他救了屠夫海德里希，帮他捡了一条命。不管怎么说，从那以后，福姆·米尔在国家安全局内平步青云。他不单纯是一名警察官僚。
事实上，他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
即便柏林的反间谍机关和东京的特工组织采取了预防措施，德国国家安全局仍有可能获悉这次在旧金山第一商会的碰面。虽然这里是日本的管辖范围，国家安全局无法干涉，但只要德国主犯一踏上德国领土，国家安全警察就可以将他逮捕——在目前情况下，主犯就是他自己。但是目前，他们对日本主犯或者这次会面仍然无计可施。
至少贝恩斯希望如此。
有没有可能国家安全局已经成功在中途扣留了那位日本老先生？从东京到旧金山的路途遥远，对一位年事已高、身体虚弱且乘不了飞机的老先生来说更是如此。
我要做的，贝恩斯知道，就是从我的上级那儿了解矢田部先生还来不来。他们肯定知道。如果国家安全局扣留了他，或者东京z.府把他召回去了——他们也会知道。
如果国家安全局有办法找到那位老先生，贝恩斯心里明白，他们就一定能找到我。
但即便情况如此糟糕，也不是毫无希望。在妙喜宾馆的房间里一天天等待的时候，贝恩斯先生想到了一个主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