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并不全然否定王安石新法，只是不赞同新法重富国甚于富民，因此才生出夺民之财、聚富于上
重重弊端。他也不全认同孟子所言恒产恒心，孟子以为，有恒产才有恒心，而恒产则是农业。周长清则认为，士农工商，何者非恒？若天下皆农，器物谁治，物货怎通？更认定天下百业，商为关键。商人通南北，融东西，让天下百业互通有无、共增生路。
何况大宋财赋格局已大不同于前代，尤其自神宗年间王安石变法以来，大宋商税收入已超过农税，农税只占三分之
，工商税收已占到三分之二。商业已是国家最重要利源。
孔子弟子中，周长清最仰慕子贡，子贡不但器识过人，才干卓绝，更有经商大才，他贸货理财，成为巨富。孔子弟子三千，论经时济世，莫过于子贡。
周长清辞学后，便效仿子贡，投身商业。他知道京城是天下财富融汇之地，而汴河则是咽喉要塞，因此，他眼相中
十千脚店，这店紧邻汴河、直对虹桥，是东南商贾赴京第落脚处。那时十千脚店不过是个小小客栈，生意只比其他家稍好些。即便如此，当时这店典价也要两千贯。
周长清出身小农之家，并没有什
资财。不过他知道许多*员家有余财，大都用来买田置业，以求地租。当时亩上田至少六贯钱，每年最多产二石麦，石贯，地租按对半算，年最多得贯钱。两千贯只能买三百多亩地，风调雨顺、无虫无灾话，年租钱三百贯。
而虹桥这带往来客商长年不断，十千脚店天哪怕只住十个人，人吃住至少二百文，十人二贯，个月六十贯，年至少七百贯。而农税和商税相差并不大。
周长清先在这脚店外仔细观察十来天，摸清、想透之后，便去寻他太学那些同学，这些人大多已是*员。周长清并不是借钱，而是劝他们投钱合伙。他拨打算盘给他们算年受益，答应每年给他们两倍于田租分成。几百人中，大半都不信，但也说动二十几个人，几贯、几十贯、上百贯，终于凑足三千贯。两千贯用来典下那店，千贯用来扩建。
两个月后，汴河最大、最显眼客店便伫立于虹桥南头，商客沿汴河来京，第眼看见，便是十千脚店店头那座系船缆高大桩架，桩架前还有根木桩，桩顶只铜凤，只要有风，便随风旋转，熠熠耀目。
周长清为人慷慨重信，客店重新开业后，东南客商都爱住在他家，因此常常客满，比他之前估算更加喜人。二十多年来，那些投钱在他店里人，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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