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每年开一次舞会，在那次舞会里，他只到场一刻钟。他从来不去戏院，音乐会，或任何公共娱乐场所。偶尔的，只是这种场合也很少，他会玩玩威斯特牌戏［一种扑克牌的游戏——译注］；而那时他必定认真挑选够资格和他一起玩牌的——如大使、大主教、亲王、总统或寡居的公爵夫人之流。现在把车停在基督山伯爵的门前的，正是这个人。
跟班去通报维尔福先生来访的时候，伯爵正伏在一张大桌子上，在一张地图上寻找从圣彼得堡到中国去的路线。
检察官以他步入法庭时那种庄重和平稳的步子走了进来。他从前在马赛当代理检察官时我们曾见过他，还是那个人，说得更确切些，是原来的那个人现在达到了最完美的阶段。
照例在他身上造成了某些变化，但在这变化中他却未改变多少。他人从消瘦变成了羸弱，脸色从苍白变成了焦黄；他那深陷的眼睛现在更深了；他那一副金边眼镜，架在鼻子上的时候，似乎成了他脸上的一部分。他着一身黑衣服，只有领带是白的。这身打扮唯一不同于丧服的地方，就是穿在纽孔上的那条几乎难以觉察的红丝带，象是用红铅笔划出来的一缕血丝。基督山虽然极能自制，这时，他在还礼之后，竟还是抑制不住好奇心仔细地观察起这位法官来，而对方一向惯于怀疑一切，尤其不相信社会上会有所谓的奇人奇事，所以他也极想看出这位外国贵宾（已经有人这样称呼基督山了）究竟是个挪一下窝一显身手的大骗子或不法之徒呢，还是位来自圣海的王子或《一千零一夜》里的苏丹。
“阁下，”维尔福说道，说话的门吻和法官在演讲的时候一样，好象他在社交场合也不能或不愿放弃这种腔调似的，“阁下，昨天蒙您大力相助，救我的妻子和儿子的命，我觉得我有义务向您表示谢意。所以请允许我今天来履行这个义务，让我向您表示我衷心的感谢。”说这番话的时候，法官那严厉的目光里依旧含有他往常那种骄矜的神气。他是以一个首席检察官的语气和单调来说这几句话的，脖子硬挺挺地一动都不动，这正是为什么那些恭维他的人说他是法律的化身。
“阁下，”伯爵冷冰冰地回答说，“我非常高兴能有机会为一位母亲保全了她的儿子。因为常言道，母子之情是世界上最真挚神圣的感情，而我的运气好，阁下，使您来此履行一种义务，而您在履行这种义务的时候，无疑的给了我莫大的荣幸。因为我知道，维尔福先生对我的这种赏脸平时不是轻易肯给的，但是，这种荣幸不论多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