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发了，但不是去巴黎。经过那年风波不断的政治选举之后，吉娜让我到处去推广我的书，从佛罗伦萨开始。我先是受邀到师范学院，邀请我的女教授是艾罗塔家一个朋友的朋友。在充满动荡气息的大学里，我给三十几个男女学生做了一场讲座。首先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很多女生，比我公公在报纸上写的还要糟糕：她们穿衣打扮都很低俗，在表达自己时过于激动、语言混乱，总因为考试的事儿生气，对老师很不满。在那位教授的引导下，我谈论了学生运动，还有法国发生的事情，我很振奋。我炫耀了我学到的东西，我对自己很满意，我觉得自己的表述很清晰，充满自信。那些女生非常欣赏我说话的方式，还有我懂得的很多事情，以及我在陈述世界的那些复杂问题的能力，我说得井井有条。但我很快意识到，我尽量避免提到自己的书，谈到我的书会让我很不自在，我很害怕出现类似在我们城区里我的那种反应，我更喜欢用我的语言综述一下《悦读》或《每月评论》杂志里提到的思想，但我被邀请到那些地方，目的就是为了谈论我的书。有人要求提问，开始的问题都是围绕着书中的女主人公，她为了摆脱出生的环境做出的努力。只有在最后的时候，有一个姑娘，我记得她很高很瘦，说话时经常被一种紧张的笑声打断，她让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在这样一部优雅流畅的小说里，会出现“一段色情描写”。
我很尴尬，也许我脸红了，我语无伦次地说了很多社会原因，最后我说，需要坦率地表现人类所有的体验。我强调道，包括那些难以启齿的事，还有那些我们对自己都不愿意说的事。最后的这句话讨得了大家的欢心，我又重新找到了自信。那位邀请我来的教授对我表示赞赏，说她会考虑这个问题，并且会写信给我。
她的认可让我脑子里原本就不多的几个观念固定下来，很快就成了我反复说的话。在公众面前，我有时候是用一种风趣的语气说，有时候用一种悲情的语气说，有时候言简意赅，有时候会引申出一段长篇大论。有一天，在都灵的一家书店里，面对很多读者，我用一种潇洒的语气在谈论我的书，觉得非常自在。即使有人用热情或者挑衅的语气，问起书里描写的在沙滩上的性事，我已经能够坦然面对，我已经有了现成答案，而且会说得让人心服口服，并获得认可。
在都灵，是塔兰塔诺教授陪我去参加读者见面会的，这也是出版社的安排。他是阿黛尔的老朋友了，他很自豪地说，他当时真是有先见之明，发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