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数了好几次，是六十行。”
“但是是手写的，字小得用放大镜也看不清楚。文章写得很棒，同志。你去找个打字机，把那些能删的删掉。”
“现在吗？”
“如果不是现在，那我们什么时候弄？我把文章拿到手上，放在版面上就明了了，你还让我等到猴年马月？”
的劲头，但你要相信我。她嘟囔了一句：
“好吧，我们去看心脏病科医生。”
我接着问她：
“我跟恩佐约哪天，几点？”
“哪天都行，但要在五点之后。”
一回到家里，我就开始打电话。我给律师打了电话，跟他仔细解释了莉拉的状况。我又给心脏病医生打了电话，确认了时间。我给那个电脑专家打了电话，他在发展署工作，他跟我说，苏黎世的函授课程没什么用，但无论如何，我可以让恩佐在某天某个时候，到某个地方去见他。我给《团结报》打了电话，编辑说：“您按照自己的时间来，您现在把这篇文章送过来，或者我们等到圣诞节？”我给索卡沃的秘书打了电话，我让她转告老板，因为我没有收到他的答复，《团结报》很快会刊登一篇我的文章。
最后的这通电话得到了非常迅速、强烈的反应，索卡沃在两分钟之后给我回了电话，这次他一点儿也不客气，他威胁了我。我回答说，现在会有一位劳工监察员，还有一位律师负责莉拉的事情。之后我非常振奋，我很自豪进行这样的抗争，出于情感，也出于信念，来对抗不公正的事情，帕斯卡莱和弗朗科还以为他们可以指导我呢。当天下午，我就去《团结报》把稿子交了。
那个跟我通话的编辑是一个中年男人，个子很小，人很胖，两只眼睛小小的，眼睛永远闪着狡黠的亮光，但他很和善、风趣。他让我坐在一把嘎吱作响的凳子上，他很专心地看了那篇文章。最后，他把那些纸放在写字台上，说：
“这是六十行吗？我觉得有一百五十行。”
我觉得自己脸红了，嗫嚅了一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