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是的，我真是应该抽身而出了。从加利亚尼老师家里出来，我感觉非常苦涩，嘴里也很干。我没有勇气对老师说，她不应该那么对待我：尽管她可能很早就有我写的那本书了，她一定已经看过了，至少大概看过了，她对我写的书只字不提也就算了，她没要我专门给她带去的、上面有题赠的那本。在离开之前，因为懦弱，也因为想要以一种柔和的方式中断这段关系，我还是坚持把那本书留给她了。她没有说接受，也没说不接受，她微笑了一下，继续和莉拉说话。特别是，关于我的文章，她只字未提，她提了一句也只是为了引出对《团结报》的负面评价。她拿出了莉拉写的那几页纸，和莉拉谈了起来，就好像关于那个话题，我的观点一文不值，就好像我已经不在房间里了。我本想对着她喊：“是的，莉拉非常聪明，这是真的，我一直都知道她很聪明，我爱她的聪明，她影响了我做的所有事情，但我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才取得现在的成就，所有人都很欣赏我，我不像你女儿那样，一点儿用处也没有。”但我一直沉默不语，我在那里，听她们讨论工厂里的工作，还有工人的诉求。一直走到楼梯间时，她们还在那里交谈，到最后，加利亚尼老师漫不经心地跟我打了招呼，但她还在对莉拉说话。她们已经开始用“你”相互称呼了：“你要常和我联系啊！”然后拥抱了她。这让我觉得很屈辱。娜迪雅和帕斯卡莱一直没再出现，我没机会向他们发泄我内心郁积的怒火：帮助一个朋友有错吗，为了帮助她，我不是一样出头露面了吗？他们怎么能那样批评我的所作所为。最后在楼梯上，在门厅那儿，在维托利奥·埃马努埃莱街上的人行道上，只有我和莉拉两个人了。我感觉自己迫不及待地想对着她叫喊：“你真的觉得，我怕你给我丢脸，你脑子到底怎么想的，你为什么要说那两个人是对的，你真的太没有良心了。我想尽一切办法想帮你，想和你在一起，你就是这样对待我的？你的脑子真是有病。”但我们刚一到外面，我开没有开口（假如我说了，事情有什么不一样吗？），她就挽住了我的胳膊，开始捍卫我，说起了加利亚尼的坏话。
无论是关于她支持帕斯卡莱和娜迪雅，还是说我不让她参加我婚礼的事儿，我根本找不到任何机会指责她。谈到这些事情，她现在表现得像是另一个莉拉，一个根本就不知道刚才是怎么回事儿的莉拉，让她解释也没用。真是一帮烂人——我们一路走到阿梅戴奥广场的地铁站时她都是这么说的——你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