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带着越来越不安的心情在写作,因为我担心孩子出生之前写不完,我担心自己分娩时会死去,留下一本没写完的书。这本书和我的第一本书那种随性而作完全不一样,非常艰难。我一写完草稿,就开始非常精心地修订。我希望用一种全新的、惊心动魄的、精心构造的混乱来写作,为此我义无反顾。在写第二遍时,我用一种细致入微的手法,每一行都改了又改。多亏我有一台奥利维蒂牌“Lettera32”打字机,那是我在怀黛黛期间买的,亏得有复写纸,我把我的小说变成了三份打出来的稿子,每份几乎有两百页,没一个打印错误。那时候是夏天,天气很炎热
最后,我终于感觉好一点儿了,已经有很长时间,我们没法达到默契,只是这次,我们是靠电话线传递的默契,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见面了。她没有看到我生完两个孩子之后的样子,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还跟以前一样苍白消瘦,或者体形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些年,我感觉自己是和一个脑子里的影像说话,她的声音不能完全代表这个影像。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忽然间,我觉得堂·阿奇勒的谋杀事件是一个精彩的故事,可以成为我新小说的核心。挂上电话之后,我马上就把我们交谈的内容整理在一起。我重新构建了莉拉提醒我的那些事儿,把过去和现在混合起来,从可怜的达里奥的被杀,到那个放高利贷的人的惨死,一直到曼努埃拉·索拉拉。我难以入睡,反复捉摸她说的那些事儿。我越来越清楚地觉得,我可以通过这些材料,讲述一个故事。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一直在反思佛罗伦萨和那不勒斯,把现在动荡的局面和遥远的声音混合在一起。我想到我现在富裕舒适的生活,还有我之前为了摆脱我的出身所做的努力,对于失去眼前的一切的担忧,还有倒退回去的渴望,这些情感都混杂在一起。我翻来覆去想了很久,我越来越确信,我可以把这些事写成一本书。我非常费力地思考,同时勾起了很多痛苦的回忆,我在本上写满了笔记,构建了一个,bao力的情节,把近二十年里的事都联系起来。莉拉有时候会打电话给我,她问我:
“你怎么很长时间没打电话啊,你病了吗?”
“我很好,我在写东西。”
“你写东西时,我就不存在了?”
“你存在啊,但会让我分心。”
“假如我病了,假如我需要你呢?”
“你可以打电话给我。”
“假如我不打电话给你,你就一心想着你的小说?”
“是的。”
“我嫉妒你,你真有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