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的，经常是下着冷雨的。傍晚时分，一阵乍寒，雨，又淅淅沥沥开始落下来了。温州街那些巷子里，早已冒起寸把厚的积水来。余钦磊教授走到巷子口去张望时，脚下套着一双木屐。他撑着一把油纸伞，纸伞破了一个大洞，雨点漏下来，打到余教授十分光秃的头上，冷得他不由得缩起脖子打了一个寒噤。他身上罩着的那袭又厚又重的旧棉袍，竟也敌不住台北那阵阴湿砭骨的寒意了。
巷子里灰濛濛的一片，一个人影也没有，四周沉静，只有雨点洒在远远近近那些矮屋的瓦檐上，发出一阵沙沙的微响。余教授在冷雨中，撑着他那把破纸伞，伫立了片刻，终于又踅回到他巷子里的家中去。他的右腿跛瘸，穿着木屐，走一步，拐一下，十分蹒跚。
余教授栖住的这栋房子，跟巷中其他那些大学宿舍一样，都是日据时代留下来的旧屋。年久失修，屋檐门窗早已残破不堪，客厅的地板，仍旧铺着榻榻米，积年的潮湿，席垫上一径散着一股腐草的霉味。客厅里的家具很简陋：一张书桌、一张茶几。一对褴褛的沙发，破得肚子统统,bao出了棉絮来。桌上、椅上、榻榻米上，七横八竖，堆满了一本本旧洋装书，有的脱了线，有的发了毛，许多本却脱落得身首异处，还有几本租来的牛皮纸封面武侠小说，也掺杂其中。自从余教授对他太太着实发过一次脾气以后，他家里的人，再也不敢碰他客厅里那些堆积如山的书了。有一次，他太太替他晒书，把他夹在一本牛津版的《拜仑诗集》中的一叠笔记弄丢了——那些笔记，是他二十多年前，在北京大学教书时候，记下来的心得。
余教授走进客厅里，在一张破沙发上坐了下来，微微喘着气。他用手在他右腿的关节上，使劲的揉搓了几下。每逢这种阴湿天，他那只撞伤过的右腿，便隐隐作痛起来，下午他太太到隔壁萧教授家去打麻将以前，还嘱咐过他：
“别忘了，把于善堂那张膏药贴起来。”
“晚上早点回来好吗？”他要求他太太，“吴柱国要来。”
“吴柱国又有什么不得了？你一个人陪他还不够？”他太太用手绢子包起一扎钞票，说着便走出大门去了，那时他手中正捏着一张《中央日报》，他想阻止他太太，指给她看，报上登着吴柱国那张照片：“我旅美学人，国际历史权威，吴柱国教授，昨在中央研究院，作学术演讲，与会学者名流共百余人。”可是他大太老早三脚两步，跑到隔壁去了。隔壁萧太太二四六的牌局，他太太从来没缺过席，他一讲她，她便封住他的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