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
桃子放在屋角桌子上。他大概悄悄地吃
个。”
想起她儿子，安娜就突然从她所处绝望境地摆脱出来。她想起她这几年来所承担为儿子而活着母亲职责，那职责虽然未免被夸大，却多少是真实；她高兴地感觉到在她现在所处困境中，除她同丈夫或是同弗龙斯基关系之外还有另外个支柱。这个支柱就是她儿子。不管她会陷入怎样境地，她
到铃声。她拿来衣服和封信。信是贝特西写来。贝特西通知她，今早丽莎·梅尔卡洛娃和施托尔茨男爵夫人会同他们崇拜者卡卢日斯基和斯特列莫夫老人到她家来玩槌球。“来吧，就当是来研究风俗。
等候着你，”收尾时她这样说。
安娜读完信，沉重地叹口气。
“什
，什都不需要，”她对正在整理梳妆台上香水瓶和刷子安努什卡说。“你走好，马上就穿好衣服下来。什都不需要。”
安努什卡走出去，但是安娜并没有穿衣服，还是像原来那样坐在那里，她头和两手垂着，她时时浑身发抖，好像她要做个什姿势，说句什话似，但随又陷入毫无生气状态。她尽在重复着：“上帝，上帝！”但是“上帝”也好，“”也好，对于她都没有什意义。在困难之中求救于宗教，正如求救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本人样，她是连想都不去想，虽然她对于那曾把她教养大宗教从来没有怀疑过。她知道宗教拯救只有在她抛弃那构成她生活全部意义东西条件之下才有可能。她不只是愁苦，而且她对于她所处这种以前从来不曾体验过新精神状态开始感到恐怖。她感觉得好像切都在她心里成二重，正如有时物体映在疲倦眼睛里成二重样。她有时差不多自己都不知道她恐惧是什，她希望是什。她恐惧或希望是已经发生事呢，还是将要发生事，以及她渴望到底是什，她自己也说不上来。
“噢，怎办呢！”她自言自语，忽然觉得头两边疼痛。当她清醒时候，她发觉她正用两手揪住两鬓头发，而且紧按住鬓角。她跳起来，开始来回地踱着。
“咖啡预备好，女教师和谢廖沙正等候着，”安努什卡又走回来说，看到安娜还是原来样子。
“谢廖沙？谢廖沙怎样？”安娜突然变得兴奋地问，今天早上第次想起她儿子存在。
“他大概又淘气，”安努什卡含着微笑回答。
“怎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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