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犯列队时，只要往边上看
眼，就会受到惩罚。在南乡
同事里，有人蔑称囚犯为“徒刑”，有人只考虑如何完成上边下达指标，从不考虑怎样教育囚犯，使之重新做人。
南乡深切地感到，许多同事都对这种风潮皱眉头。对自己工作感到骄傲，致力于改造囚犯，为他们重新做人回归社会开辟道路，进而消灭他们对社会威胁——这些教育刑主义[1]高尚理念都到哪里去
？但是另方面，严格规定哪怕放松点点，囚犯中就定会有人乘机捣乱。行刑管理条例实行之前，甚至出现过监狱里黑社会成员深夜让看守去路边摊买拉面怪事。
如何对待眼前现实中存在犯罪者？站在监狱行政管理最前线看守们，面对是种左右两难情况。
工作五年后，南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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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十九岁南乡正二看到招聘管教官广告，广告上根本没有写管教官工作包括执行死刑。
广告上只写这是个非常值得做工作，工作内容为：改造罪犯，引导罪犯重新做人，防止罪犯隐藏或销毁罪证，保证对拘留中被告人公正审判……
南乡通过管教官考试以后，被分配到千叶监狱。在这所监狱服刑罪犯，虽说都是初次入狱，但都是被判八年以上有期徒刑罪犯，即LA级罪犯。
开始南乡在保安科，做段时间杂务之后，在矫正研修所接受为时七十天初级培训，取得见习管教官资格。他又学习有关法律和护身术，希望成为名毫不逊色管教官。
但是，南乡回到千叶监狱后，理想与现实乖离，让他受到沉重打击。当时，全国监狱片混乱，并不是所有正在服刑罪犯都想悔过自新，很多监狱看守也不把囚犯当人看，对教育罪犯重新做人缺乏耐心。
虐待囚犯看守被囚犯告上法庭，同情囚犯看守反而被囚犯利用，结果受到处分。监狱不再是教育人改造人地方，而成人与人钩心斗角地方。
必须给这种混乱状况打上终止符。在大阪开始实行《行刑管理条例》，使全国监狱管理状况大为改观。对囚犯实行军事化管理，禁止囚犯东张西望、交头接耳等，这是个全面彻底监督囚犯方针。规定全体看守必须随身携带被称为“小票”记事本，随时记录囚犯任何细小违规行为。
南乡被任命为法务事务官看守那年，正是日本行刑制度迎来大转机时候。
可是，南乡在履行自己职务同时，直对自己到底在干什
抱有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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