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不是我朋友。我是在斯德哥尔摩机场遇到她的，那是全球唯一一个铺木地板的机场：深色橡木复合地板，精心搭配了狭长板条——保守估计，这些木材大约用掉了十英亩的北部森林。
当时，她坐在我旁边。她伸长了双腿，搭在黑色背包上。她没有看书，没有听音乐——只是把双手交叠在腹部，视线笔直的朝前看。我喜欢她那种一门心思等待、心平气和的样子。我有点不加掩饰地注视她时，她轻轻躲开我的目光，视线往下，看着打磨过的木地板。我未加思索，想到什么就脱口而出了，我说用木头来做机场的地板真有点浪费。
“有人说，建造机场的时候必须牺牲一些活物，”她说，“可以挡掉一些灾祸。”
在登机口，空乘似乎遇到了一些麻烦。原来，她们向那些仍在等待座位的乘客们说，这架航班超售了。电脑系统出了纰漏，预购数量超过了座位总数。这些年里，电脑出错这种事俨然就是伪装后的宿命。如果有两个人愿意主动退出，改乘次日的航班，航空公司愿意赔付两百欧元，提供一套当晚机场酒店客房，包括晚餐折扣券。
人们紧张地看来看去。有人说：抽签吧。有人听罢大笑，但随后而来的是令人尴尬的沉默。谁也不想逗留在机场，这是人之常情：我们都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的，我们有地方要去，明天必须看牙医，已经约好了朋友吃晚餐。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子。我不着急。我从来都不必在某个特定时间出现在某个特定地点。让时间追着我跑吧，别让我追着时间跑。更何况——谋生之道有很多，但这里开辟出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就业模式，或许是属于未来、可用来抵御失业和过度浪费的某种新兴职业。站出来，住一天酒店，挣一份工钱，早上喝够免费咖啡，搭配自助早餐，充分利用瑞典式冷餐盘里种类众多的酸奶。为什么不呢？我站起来，走向战战兢兢的空乘人员。紧接着，一直坐在我旁边的女人也站起来，走了过来。
“为什么不呢？”她说。
但我们的行李先飞了，多少有点倒霉。一辆空荡荡的班车捎上我们两人，到了酒店，我们分到了两间紧邻的小卧室。没东西需要打包，只有一把牙刷和一套干净的内衣——简化到了军用压缩装备的程度。再加上面霜，一本很好读的大部头书。还有一本笔记本。有的是时间记下一切，记下对这个女人的描写：她很高，身材很好，臀部挺宽，手挺秀气；浓密的卷发扎成马尾，但碎发不太服帖，一缕缕地飘浮在她头顶，仿佛银色的光环——她的头发全都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