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姆
我曾有个德国保姆。她名叫杰特鲁达·尼采。她小巧玲珑，活泼好动，活像只啮齿动物。她戴的眼镜镜片很厚，在不同的时间里反射着从电灯泡到太阳的所有不同光源。波兰语她只知道几个词，主要是用来跟我母亲交谈的，对我，她是怎么想就怎么说，也就是说德语。我至今清晰地记得她的面孔，她那粗鲁而又不乏温情的动作，她的毛衣的触碰，还有她身上的可可香味。但我不记得她说过的话。当时我尚未掌握任何语言，在语言上我还处于未开化的阶段，我还不需要任何词汇，无论是波兰语还是德语，抑或是其他任何语言的词汇，我都不需要。她有自己的语言，周围所有的人都觉得这语言陌生，甚至怀有敌意（终究是战争结束后刚过二十年）。她用这种语言对我讲话，唱歌，还用它来大声斥责我。她曾把我放进木头小推车里，推着我经过池塘的堤坝去看望她自己唯一长期居住在本地的亲戚卡姆普一家。到了那儿，在他们塞满了小摆设、小玩意儿的房屋里，我们一起参与了没完没了的交谈。我自然是沉默无言。
在他们谈话期间，我坐在铺了床罩的床上，被枕头支撑得稳稳当当的，而杰特鲁达就坐在桌边，跟卡姆普太太一起叮叮当当地碰杯。后来她把我抱在手上，我那时定会映照在她的眼镜玻璃里。但我不记得这件事，因为那时我还意识不到眼前就是我的影子，我还不关心镜片照到的是不是我。
由于杰特鲁达的原因，我一直希望自己能懂得德语，希望德语能隐藏在我的内心深处，上面盖满了我用波兰语进行的所有交谈的灰尘，盖满了我所读过的成堆的书籍，隐藏在我所学过的一切初级读本之下，即使不是掌握整个语言，至少也懂得许多最重要的词汇，足够我能应付一般需要的词汇。我期待着这样的时刻：这种语言能在我身上展现出来，无须借助读本，也无须借助枯燥乏味的课业，蓦地，无缘无故、莫名其妙地我就能听懂德语，或者甚至还能说德语，虽然还有些困难——因为无论是我的嘴唇还是我的舌头还都不习惯于说外语。我敢肯定，假如有人——例如杰特鲁达，俯身到我的上方，爱抚我，喂我食物，我定能听懂她所说的德国话。假如有人抱着我站立在窗口，向我指着园林，对我提出那些成年人对孩子们提的不聪明的问题：“这是什么？”“谁在那儿走路？”“妈妈在哪里？”我也定能听懂他所说的德语。假如有人亲切地让我用手触摸他面部的独一无二的轮廓，假如这个人成为我入睡以前见到的最后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