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会很滑稽，比如“哎呀，蕾切尔，你在个人卫生方面的兴趣还真变成了你更高的使命了”。
你要是问我，我会说这就是她们不来的原因——她们害怕最后还是要把我当回事儿。我敢肯定她们宁愿以为自己还是家里的顶梁柱，而我呢，就还是个没脑子的金发女郎。她们总是一副唯我独尊的派头，这没问题，但要是你问我的话，我得说她们的人生都被自己搞砸了。艾达显然因为在学院里有个聪明的脑子而且进了医学院而出了名。（母亲给我寄来一堆剪报，好像艾达每拉泡屎就能拿个奖。）她当上医生的话，应该能干得很出色。但母亲写来的信上，字里行间给我的印象是，她正在亚特兰大的某个正儿八经、没滋没味的地方没日没夜地忙活着，穿着一身可怕的白大褂，研究那些致病的生物。好吧！我想这种事也总得有人干吧！
至于利娅，就不一样了，她这人我永远理解不了。到现在过了这么长时间，我当然已经能像许多人那样同非洲人共事了，只要不叫他们遇见试探就行。可是，嫁给非洲人？生孩子？好像就不合情理了吧。我实在看不出那些小家伙和我有什么亲缘关系。
当然，我可不会当着她的面说。我发誓，这么多年来，我一个字都没说过。这也没什么困难，毕竟我们不怎么写信。她只会给我寄张圣诞卡，一般都会正好卡在复活节前后寄到这儿。我觉得扎伊尔的邮递员肯定既懒惰又酗酒。当我终于收到一封信时，信的内容总是会让我大失所望。通常只有这一句话：你好啊，我又生了个孩子，叫什么什么。你说，她好歹也该给他们起个正经的英文名字吧，她从来就没问过我有关酒店的事。
我猜，我们都希望继续维持家庭关系，但自从露丝·梅惨死之后，我们这些家人之间就已貌合神离。你大可以一辈子都为此悲悲戚戚，我觉得母亲尤其如此，她应该还是难以释怀吧。而利娅就决定做个非洲新娘，当作她付出的代价。再看看艾达，现在总该交一个凑凑合合的男朋友了吧，因为她总算把自己的问题解决了。但不，她还得把自己的大好年华扔进致病生物的试管里去。
好吧，那毕竟是她们自己的决定。在刚果，我们只不过是运气不好：两个对立的世界撞在一起，就引发了悲剧。发生那样的事情之后，你只能心里怎么想就去怎么做。而在我们家，每个人的内心好像都截然不同。
我问自己，那件事和我有关系没有？回答是没有。我早就下定决心，要超越这里的一切。要让自己的发型好看，要假装自己在其他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