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春天，恰逢欧洲刚刚解放，再加上有利的外汇汇率，我的岳父母伯纳德·崔曼和琼·崔曼便趁此时机踏上了前往法国和意大利的蜜月之旅。1944年，他们在布卢姆斯伯里[1]的议事大楼里初次邂逅，二人都在那里工作。当时我的岳父是一名剑桥大学的理科研究生，手头上有一份与情报部门相关的文职工作，事关特殊物品的供给。我的岳母通晓数国语言，她所在的办公室与自由法国[2]联系密切，用她的话来说，她的工作就是消除在与自由法国人士交流时产生的障碍和别扭感。偶尔她还发现自己与戴高乐同在一间屋子里。是一份涉及将脚踏缝纫机改造成发电机项目的翻译工作，将她带进了她未来丈夫的办公室。直到战争结束将近一年以后，他们才获准离开工作岗位。他们在四月喜结连理，并想在迎接和平时期、享受婚姻生活、开始平民工作之前，去度过一次夏日旅行。
在我尤为关注这些事情的年月里，对于处在不同阶层的人们所能找到的各不相同的战时工作，我曾做过许多思考，在丰富的选择面前，就我所知，那种为了体验新自由的朝气蓬勃的愿望，对我父母的生活没有产生丝毫影响。他们同样在战争结束不久后结了婚。我的母亲曾加入过妇女土地服务队[3]，后来我从一位姨妈那里得知，她讨厌那份工作。1943年，她被转移到科尔切斯特[4]附近的一家兵工厂里干活。我的父亲在步兵营里服役。他毫发无伤地从敦刻尔克大撤退和北非战役中幸存下来，最后在诺曼底登陆时中了子弹。那颗子弹干净利落地穿过了他的右手掌，连一块骨头也没伤到。其实我的父母本也可以在战后去旅行的。据我所知，就在我父亲复员回家的时候，他们从我的祖父那里继承了数百英镑的遗产。按理来说，他们可以自由地安排出行，不过我怀疑：不管是他们自己还是他们的朋友们，都没有产生过这种念头。这笔钱被用来买下了我和姐姐出生时所在的那栋排屋，以及用来安置家里的五金生意（我曾把这看作是我家庭背景狭隘的又一个方面）；而正是这笔投资，让我们的生活在父母突然离世之后得以有所保障。
现在我想我又了解得更清楚了一些。我岳父的工作是解决诸如为地处偏远、没有电力供应的法国农庄里的无线电发报机设计无声发电机这样的问题。晚上他回到自己位于芬奇利[5]的住处，吃单调的战时配给餐，周末时还去科巴姆[6]看望他的父母。后来在战争期间，他谈起了恋爱，生活中开始有了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