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约翰·费隆的名字上了警察罪状登记簿，见了报，人们才想起有这么个人。他是一家大保险公司里的职员，成日皱眉尽职工作，在文件柜之间笨拙地挪动他庞大的身躯。白衬衫袖口挽上去后，你能看到他一只手腕上紧卡着块金表，另一只手腕上却松松地戴着根军人身份识别腕带，这是以前那个更为勇敢，也更为随意的年代遗留下来的。费隆二十九岁，魁伟结实，褐色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色苍白，面容忧郁。除了迷惑时瞪大眼睛、威胁时眯缝起眼睛外，他的眼神都很和善；除了恶狠狠地说话时咬紧嘴唇外，他的嘴总孩子气地微张着。平时，他喜欢穿简洁的靓蓝色外套，肩膀平直，钮扣开得很下。他的鞋跟上镶了钢片，走在路上，沉重的步子发出清脆的声音。他住在皇后区的萨尼塞德，与一个名叫罗丝的姑娘结婚已十年。她瘦得皮包骨头，有窦性头痛，无法生孩子，靠着一分钟打八十七个字还不会少嚼一下口香糖的本事，挣的钱比他多。
从星期天到星期四，一周五个晚上，费隆两口子都坐在家里玩牌或看电视，有时候她会让他去买点三明治或土豆沙拉当宵夜，再上床睡觉。星期五，一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晚上电视里通常有拳击比赛，这个晚上他会在离皇后大街不远的小岛酒吧跟伙伴们呆在一起。那里的人们成为朋友更多是出于习惯，而非彼此的选择。头半个小时里，他们不自然地四处站着，彼此说着粗话，嘲笑每一个新进来的人（“噢，天啊，看看谁来了！”）。可是到拳击赛结束时，他们通常开了很多玩笑，酒喝得兴高采烈，周五晚上通常在半夜两三点时的歌唱声与摇摇晃晃中结束。周六，费隆会睡一个上午的懒觉，下午帮着做点家务，其余时间就是陪妻子消遣了：他们会在附近的电影院里看场电影，看完后去冰淇淋店里小坐，一般十二点前他们就已上了床。周日懒洋洋地在起居室里翻一通乱七八糟的报纸，接着他的下一周又开始了。
那个特别的星期五，如果不是妻子坚持要打破他的常规，也许根本什么都不会发生：那天晚上是格利高里·派克电影上映的最后一晚，她说她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他一生中偶尔一次不看职业拳击赛有什么不可以。星期五的早上她跟他这样说了，这是那天所有不对劲的事当中的第一件。
吃中饭时——发薪日的中午，他总是跟办公室里的三名同事一起，在市中心一家德国小酒馆里吃中饭——其他人都在谈论拳击赛，费隆很少插嘴说话。杰克·科佩克，对拳击一窍不通（他说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