削成的木勺,状如挖耳朵勺但又比挖耳朵勺大出许多倍。没有制备专用工具的人只好用吃饭小勺的把儿掏了。
文大业对我讲的时候,事情已经到了很痛苦的程度:小肚子胀得圆鼓鼓的,但又排泄不出来。我马上和他一起走到窑洞外边去,他趴在一个土坎上,撅着屁股,我跪在后边进行操作。但是,用了很长的时间,我也没掏出一点东西来。文大业的肚肠里吃下去了很多菜叶、草籽之类的代食品,粉汤把这些代食品黏结在一起,凝成了一个很坚硬的硬块。硬块的直径超过了肛门的直径许多,堵在肛门上,根本就无法掏出来。我试图把这个硬块捅碎,使之化整为零,但也没有成功。我的专用工具一用力,那硬块就移动,根本用不上力,而文大业又痛苦难忍呻吟不止。最后的结果是我的专用工具把他的粪门搞得鲜血淋淋,一塌糊涂,硬块安然如初。
文大业的肚子胀得越来越大,五六天后就胀死了。我们把他的尸体用被子裹起来抬到窑洞外边放着,下午,农场掩埋小组的人把他装上马车,拉到北边的山水沟口埋掉了。
我们窑洞里,惟一不吃脏东西的是董坚毅。董坚毅是省人民医院的泌尿科医生,上海人,印象中似乎是毕业于上海的哪个医学院。还在夹边沟的时候我就认识他,就是没说过话,我和他不在一个队。1959年国庆节前夕,农场组织我们去酒泉看酒泉劳改分局搞的《建国十周年劳改成果展》在一家饭馆吃饭,我们俩坐在了一起。夹边沟的右派分子们大都身上带着一些钱和粮票的。这是他们当初从家里带来的,因为劳教农场不许加餐,就总也花不出去。只要遇到外出,见到饭馆,就决不会放过吃一顿的机会的。可惜那时的饭馆里卖饭也是定量,只卖半斤小米饭或者两个馒头。有的人为了多吃一份,只要时间来得及,吃了一家饭馆再钻进另一家饭馆。
那天在饭馆吃饭,我们正好坐在一起,便跟他说了说话,知道了他是在1956年支援大西北建设的热潮中自己要求来兰州的。他原在上海的一家医院当主治医师,来兰州后在省人民医院做泌尿科主任。他爱人也是上海一家医院的医生,那年正好生孩子,就没跟他来。他还说,他爱人是独生女,岳父岳母坚决反对她离开上海,否则也就来了。
董坚毅三十四五岁的样子。
那次在饭馆吃饭,他的文雅书生的样子在我的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记得从饭馆出来,右派们排队集合回夹边沟的路上,我跟别人说过,董坚毅活不长了,看他吃饭时细嚼慢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