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九八六年——当时过的是怎样的日子？科技所造成的世界末日是怎么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我们是当地的知识分子，我们有自己的团体，过着自己的生活，跟周围的一切保持距离。这就是我们抗议的方式。
我们有我们的规矩：我们不看《真理报》，但是会传阅《星火》杂志。他们只要稍稍放松管控，我们就开始全面接受信息。我们阅读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家里摆着沙拉莫夫的书，在厨房里高谈阔论。我们渴望从生命中获得更多东西。那是什么呢？我们想要像凯瑟琳·德纳芙那些戴着贝雷帽的电影明星一样，我们想要自由。我们当中有些人脱离了团体，终日酗酒；有些则加入了**党，开始了政治生涯。没人认为这个政权会崩溃。我们会想，如果真是这样，如果这个政权永远屹立不倒，那就别管其他人了，只要活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就好。
然后发生了切尔诺贝利事件，刚开始我们的反应都一样——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就让有关当局去担心吧，切尔诺贝利是他们的责任。那里距离遥远，我们甚至没有看地图。当时我们根本不想知道真相。
但是当他们把牛奶贴上“成人用”和“孩童用”的标签时，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感觉这件事离家人又近了一点。好吧，就算我不是**党员，我还得在这里生活。我们开始感到害怕：“为什么今年的萝卜叶看起来像甜菜一样？”
一打开电视，就能听到他们说：“不要听信西方世界的挑拨！”
这个时候，你才真的能确定发生事情了。
而劳动节游行呢？没人强迫我们参与——没人强迫我们一定要去。我们可以选择，但后来我们错过了这次游行。这次劳动节游行是我看过的最热闹最拥挤的一次。大家都很担心，都希望融入人群——与其他人在一起。人们需要有抱怨的对象，抱怨有关当局、z.府和**党。现在我回想过去，转折点是在什么时候呢？之前我们并不想知道真相，我们只想知道萝卜能不能吃而已。
我是奇姆沃罗诺工厂的工程师。当时厂里有一群来自东德的专家，正在安装新装置。我看到了来自其他文化的人的反应。当他们得知这场意外后，他们立刻要求医疗照顾、辐射剂量计，还要求管理食物来源。他们收听德国广播节目，从中得知该怎么做。当然，他们的要求都被拒绝了。因此他们立刻打包，准备离开。
“帮我们买车票！让我们回去！如果你不能保证我们的安全，我们就要离开。”
他们群起抗议，发电报回国。他们都带着家人一起过来，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