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中缺少长篇小说的英译,就缺少了厚重的说服力。所以一九九0年。文建会主任委员郭为藩先生邀集“中书外译计划”咨询委员会时,我欣然赴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提出建议,大家开出待译的书单、可聘的译者和审查者。开会十多次,每次郭主委都亲自主持,认真倾听,讨论进行的方式,文建会也确实编列预算。突然郭先生调任教育部长,接下去五年内换了三位主任委员,每一位新任者都邀开同样的咨询会,但都由一个副主委主持,先把前任的会议记录研究一番,批评两句,修改一番,敷衍些“谢谢诸位宝贵的高见”的小官僚话,然后散会。这样的会开到第三次,我问那位主持小区文化专家的副主委:“为什么要重复讨论已经议定的事项?”他说:“换了主委,游戏规则也得变。”我说:“我很忙。不与人玩什么游戏。”站起来先走了。从此不再“拨冗”去开那种会,对台湾的官方文化政策也不再有信心。
从笔会季刊创刊起,我便是长年效力的顾问,但是自己太忙,从未过问它的实际业务。一担挑了近十年!那十年的得失怎么说呢?我一直在等待,观察恳求可能解救我的接班人,但是那是一个没有经费、没有编制、没有薪水、没有宣传,也没有掌声的奇怪工作。比我晚一代的好手,稍作考虑即感到这样的献身,甚至不知为谁而战,都说太忙而拒绝接手。事实上,我早该明白,撑着这本刊物是件超级寂寞的苦工,真正的作家都是“单枪独行侠”。笔会原是以文会友的组织,但是兰熙退休后,她所建立的国际友情,如英、法等笔会原创人已渐渐凋零。
一年复一年,我对笔会季刊的感情好似由浅水一步步涉入深水,直至千禧年前才得以解脱。不舍之心是有的,但是岁月不饶人,解脱就是解脱。我曾经背着轭头往前走,所完成的当然是一种唐吉柯德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