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各式厚薄的棉被，她说：“现在我有自己的家，客人来可以好好招待了。”事实上，她招待的人都已不在了，g,m的，抗日的，守山海关的，打台儿庄的，拚滇缅路的，逃难的乡亲，流落的青年……全都走过去了。我留下她的两床棉被，在丽水街的冬天盖了十多年，那传统手弹的棉被时代也走过去了。
收拾我父亲遗物更是容易，他在一九五四年离开国民党后，一直有人跟监，一九六0年雷震伯伯被捕前后，他已把所有通信函件、文稿焚毁，以免连累友人。以后多年他也不留来信，我在他书桌抽屉中只看到几封张群为日本断交商谈的信，日本首相吉田茂的女儿麻生和子谢我父去日本吊唁的信;还有一个木盒装了吉田葬礼送的红色包袱巾，上面有四行中文诗;还有孙子女们寄给他们的小猫、小熊的生日贺卡：卧房内找到一本日记：他从德国买的《哲学丛书》二十册（一九二0年版精装）：当年在上海购买精制的全套二十四更一直在他书架上。母亲死后，我们不知该去为他晒书，这时已被白蚁啃食残破不堪，只剩上半页和封面，木盒已触手即碎，只有焚毁。
双亲俱逝之后，在层层的失落感中，我挣扎奋斗，游不出他的泪海，我的血液继承了他的飘泊之泪。第二年夏天我自台大提前退休——车祸之后重回讲坛，保持自己教书风格，连续两小时站立已感辛苦，下课提着书本和试卷等等资料，由文学院走到大门口，寒冷或炎热，站在新生南路口拦不到出祖车时，已无法走回家去。这是我该坐下来，，想和写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