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
巴黎人络绎不绝地从大门挤进来。到了凌晨一点，警察已经无法控制局面，四个多小时没有列车的踪影，既没有进站的车也没有出站的车。玛丽洛尔在爸爸的肩膀上睡着了。锁匠没有听到哨子声，也没有听见铁轨的咣咣声：没有火车。天破晓的时候，他决定：走。
经过一上午的奔波，他们走到巴黎城边，眼前是低矮的房屋和被大树砸塌的店铺。中午的时候，他们走上水泄不通的新修的高速路，快到沃克雷松镇了。他们已经往西走了足足十英里，这是玛丽洛尔第一次离家这么远。
在一座小山顶上，父亲回望来路：堵车的长龙一眼望不到头，大客车、厢式货车；一辆锃亮的新V-12布顶敞篷车被夹在两辆驴车之间；有些车轴是木制的，有些汽车跑空了油箱，有些车顶捆着家具，还有几辆俨然是拖着整个农场出来的车：鸡和猪被关在笼子里，奶牛站在一边，重重地跺着脚，狗被挤得贴在挡风玻璃上，呼哧带喘。
车子移动的速度比步行快不了多少。两条车道都堵了——大家都在西迁，背井离乡。一个骑车的女人戴着一脖子的时装项链。一个男人的手推车上放着一把真皮座椅，一只黑色的小猫坐在中间洗脸。女人推的儿童车里塞满了瓷器、信号灯和水晶制品。一个穿燕尾服的男人一边走一边喊：“看在上帝的份儿上，让我过去。”但是，没人让路，他也没能比别人快。
玛丽洛尔攥着手杖趴在爸爸的后背上。每向前一步都会有新的询问闯进她的耳朵：圣日耳曼有多远？阿姨，有吃的吗？谁有汽油？她听见丈夫呼唤妻子的声音，她听见前方有一个孩子被卡车撞飞。下午，三架飞机从低空竞相飞过，震耳欲聋、风驰电掣，有人就近蹲下，有人惊声尖叫，有人跌跌撞撞地躲进沟渠里，把脸埋在杂草中。
傍晚，他们走到凡尔赛以西的地方。玛丽洛尔的袜子磨破了，脚后跟鲜血淋漓，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她宣布再也走不动了，爸爸带她爬上公路旁的山坡，穿过芥菜花地，一直走到距离一座小农舍几百米远的田边。田里的农活只干了一半，割下来的干草既没耙拢也没打捆，好像主人是扔下手里的活儿逃命去了。
锁匠从背包里拿出一条面包和一串白香肠，他们沉默不语地吃饭。他把她的双脚放到自己的腿上。借着暮色，他隐约看出东边路上拥堵的车辆连成一条灰色的线。汽车有气无力地响几声喇叭。好像有人在呼喊走失的孩子，声音随风四散。
“着火了吗，爸爸？”
“没有。”
“我闻到烟味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