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回大地，广播里公告泛滥。柏林投降，戈林投降，纳粹主义伟大神秘的穹顶塌了。人们自发上街游行。那些在奥斯特里茨车站等待的人们开始低声议论一百个人里将有一个重返家园。那时你可以用拇指和食指架在他们的脖子上。如果他们脱掉衬衫，你能看见他们的肺叶在胸腔中收缩、膨胀。
她吞下的每一口饭都是一种背叛。
她知道，每一个生还的人都走了样，变老了，好像他们去了另一个时间飞逝得更快的星球。
“还有一种可能，”艾蒂安说，“我们永远查不到真相。我们必须有这个心理准备。”玛丽洛尔听见马内科太太说：你永远不可
艾蒂安租下一间公寓，和玛丽洛尔在主教大道上住过的一模一样。他每天买报纸查询释放者名单，连续不断地收听三个收音机的节目。这个是戴高乐，那个是北非。希特勒、罗斯福、但泽、布拉迪斯拉发，所有这些名字里都没有她的父亲。
每天早上，他们去奥斯特里茨车站等。站台的大钟一秒一秒无情地移动，玛丽洛尔坐在叔祖父旁边，倾听着时间的流逝和恼人的列车晃晃悠悠地进进出出。
艾蒂安看见一个又一个脸颊像倒扣的杯子一样凹陷的士兵。这些三十岁的人看起来有八十岁。衣衫褴褛的士兵抬手举过头顶去摘已经没有的帽子。玛丽洛尔通过他们鞋子的声音推断：有些人矮小，有些人粗壮，有些人几乎很难生存。
晚上，她看书，艾蒂安打电话找人、向遣返部门提诉求、写信求助。她每睡两三个小时就被炸弹的幽灵唤醒。
“只是公共汽车。”艾蒂安说，他睡在地板上，守在她旁边。
或者他会说：“是群鸟。”
再或者：“什么都没有，玛丽。”
大多数的日子里，骨头叽叽嘎嘎响的老软体动物学家热法尔博士和他们一起坐在奥斯特里茨车站等，他腰板挺直，留着胡子，系着领结，散发着迷迭香、薄荷和红酒混合的气味。他还是叫她洛雷特；他诉说对她的牵肠挂肚，每天有多么想她，如果能够再见到她，那真是比什么都大的恩赐，真要再一次相信还有仁慈存世。
她靠在艾蒂安或热法尔博士的肩上。爸爸可能在任何地方。他可能是任何一个正在靠近的声音。就在右边的脚步声里。他也许在牢房里，也许在壕沟里，千里之外。也许，很久以前就死了。
她挽着艾蒂安的胳膊去博物馆，和各式各样的工作人员聊天，很多人记得她。馆长解释说他们竭尽所能地寻找过她的父亲，他们会继续支付她的房费，连同她的教育费。没有人提到海之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