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他会得这种荒唐毛病，我感到幸灾乐祸：一个失声的公务员用沙哑的、让人没法听清楚的声音咕哝咕哝地说着关于失去丈夫的妇女们的抚恤金的事情。我说：“没有什么办法能见到你吗？”
“办法当然有。”
电话里有一阵没有声响，我以为线路断了，便连连唤道：“喂，喂。”其实她只是在细心、镇定、快速地思考，以便马上能给我一个正确的回答而已。“一点钟时，我要给亨利往床上送个餐盘。我们自己可以在起居室里吃三明治。我会对他说你想聊聊电影——或者你写的那个故事。”她的电话一挂上，我的信任感也中断了。我想：在此之前她曾经这样谋划过多少回了？走到她家门口按门铃时，我觉得自己就像个敌人——或者侦探，正在监视她的言语，就像几年后帕基斯先生和他的儿子要监视她的行踪一般。随后，房门打开，我的信任又回来了。
在那些日子里，从来不存在谁要谁的问题——我们两人都有欲望。亨利穿着他那件绿色呢子睡衣，靠着床上的两个枕头吃餐盘里的东西，而在楼下，在虚掩着门的房间里，我们在只铺着一张垫子的硬木地板上做着爱。在高潮到来的那一刻，我得用手轻轻捂住她的嘴，堵住她口里发出的那种忘情的、既悲哀又愤怒的奇怪喊声，以免楼上的亨利听到。
出于情人们自我中心的心态，我已经在使用“背叛”这个暗示着某种并不存在的义务的字眼了），但这没什么用，因为我还不清楚吗？只要有欲望，即使是在最危险的环境里也有可能偷情。一个情人越是得手，心里也就越不放心。结果不就是吗，就在我们第二次见面时，我本该说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就发生了。
醒来以后，我心头依然萦绕着分开时她所说的那句透着谨慎的话带给我的悲哀。醒后不到三分钟，她打来了电话，我的悲哀便被她的声音赶走了。无论是在那以前，还是以后，我都不知道哪个女人有这种本事：她只要在电话上讲讲话，就能改变我的整个心境；而当她走进屋子，把手放在我腰上时，就能马上创造出每次分离后我对她失去绝对信任。
“喂，”她说，“你在睡觉吗？”
“没睡。什么时候能见到你？今天上午？”
“亨利感冒了。他待在家里。”
“你要是能上这儿来就好了……”
“我得待在家里接电话。”
“就因为他感冒了吗？”
前一天晚上，我对亨利的感觉还是友情加同情，可此刻他却已变成了一个该受嘲弄、该遭怨恨和贬损的敌人。
“他的嗓子全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