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噢，是的，”他说，“对某些人来说，它和贪婪一样，是一种占有欲；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它则是一种想要丢掉责任感的投降欲，一种想受到别人欣赏的愿望。有时候，它只是那种想说说话、想把自己的包袱卸下来丢给一个不会嫌烦的人的愿望，想再找到一个父亲或者母亲的欲望。当然在所有这些之下，还有生物学上的动因。”
我想，这说得都对，但在这些之外，难道就没有一点别的什么东西吗？我一直在自己身上，也在莫里斯身上
我说：“我不能肯定自己不信神，不过我并不想信。”
“说给我听听。”他说。因为急于要给别人帮助，他忘掉了自己，忘掉了自己那双漂亮的手，并且把他难看的那半边脸转向了我。正因为这样，我发现自己开始说话了——说到了那天晚上，那颗落下的炸弹，还有我那愚蠢的誓言。
“你真的相信，”他说，“或许就是……”
“是这样。”
“想一想全世界成千上万此刻正在祷告的人吧，他们的祷告都没有得到回应。”
共草坪上发表的演讲吧？”
“听过。”我说。
“在那儿我只能用非常简单的方式来讨论问题，以便激励人们自己开动脑筋去思考。你自己开始思考了吗？”
“我想是这样。”
“你信什么教长大的？”
“巴勒斯坦有成千上万的人奄奄一息，当时拉撒路【49】……”
“我们——我是说你和我——并不相信这个故事，对吧？”他用一种同我串通一气似的口吻说道。
“当然不相信，不过有成千上万的人是信的。他们一定认为这样做很有道理……”
“人若是动了感情，就并不要求一件事情有道理。情人之间就说不上什么道理，对不对？”
“你是不是能把爱情也说成是不存在的？”我问。
“什么教也没信。”
“这么说你不是基督徒？”
“我也许受过洗礼——这只是风俗习惯，不是吗？”
“如果你并无什么信仰的话，那为何还要我的帮助呢？”
到底为什么呢？我不能告诉他莫里斯被压在门下的事情，还有我发过的誓言，现在还不能。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因为自出生到现在，我发过多少誓言，又违背过多少誓言，怎见得这个誓言就能坚守不变？这情形有点像是你的朋友送你一只难看的花瓶，你等着保姆哪天不小心把它砸了。时间过了一年又一年，保姆把你宝贝的东西砸了一件又一件，可那只难看的花瓶却依旧安然无恙地立在那里。我到这会儿还没认真面对他的问题，所以他不得不又重新问了一遍。
